“我认为这对他产生了一点影响。斯坦伯格说他并不想进行一次恶意收购，换句话说，他不想，但也许会。这是某种威胁的暗示。我说：‘如果你想挑起战争，我是相当善于打恶战的。’他说他想在他公司的年会结束后，第二天下午把里斯科的计划完整地演示一遍，并希望化学银行能够改变主意，愿意合作。我很享受这顿午饭。当然，其问也有些好笑之处。”
斯坦伯格说：“那天上午到达派恩街20号后，我走出伦查德的车，进入这家银行。那天因为暴风雪，人不多。伦查德的秘书非常友好地说：‘噢，你好，斯坦伯格先生，见到你很高兴。’伦查德走出来，与我握手，说：‘你好，索尔。叫我比尔。能带你四处走走吗？’其实，我当时并不对那座建筑很感兴趣。于是我们边走边说，先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去银行的餐厅。
“我们先开了一会儿玩笑。他问我为什么想成为银行家，我回答说：‘上帝眷顾醉汉和银行家，而我不想成为醉汉。’接着，我开始实话实说。我告诉他里斯科拥有多少股化学银行股票—超过30万股。我说，我们并不打算买进更多，因为太贵了。我坦白地告诉他，《纽约时报》的文章打乱了里斯科的计划。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关于银行控股公司的新法律通过之后再行动，那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1年。现在，我们受到胁迫，我主动承认对于我们来说时机并不成熟。
“我开始讲我的哲学，那就是，化学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的管理，都应该表现出对股东和客户更加积极的回应，以及我认为我们可以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说，我认为，在银行的普通职能之上增添一大批新的服务将增加其资金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一点，他表示完全赞同。他开始谈论一次恶意收购可能对银行经营造成的损害。他说，高级管理人员很可能会辞职。他提到会失去客户，我说他们在那样一个货币紧缺的时候匆忙退出的可能性很小。他谈论了信托业务的损失。我问：‘它赚钱吗？’他笑了，说他不确定。他说如果我想挑起战争，他是很善于打恶战的。我说我打恶战的记录也相当不错，至少相对于我的年纪而言如此。但接着我说，我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虽然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告诉他，4天之后我将和妻子和孩子去波多黎各度假，孩子们正放寒假。而我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士，假如我企图进行恶意收购的话，是不会安排这次度假的。他看上去很惊奇，问：‘你真的要去波多黎各？’我说是的。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变得很轻松。我想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一切都很友好。不过最后，当麦考尔和奥尔德里奇进来的时候，气氛变得压抑起来。麦考尔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奥尔德里奇则即将吃完。麦考尔看上去根本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奥尔德里奇干脆表现出敌意。但伦查德打断他们说：‘看，索尔说了他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麦考尔的脸色亮起来，他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提议在我从波多黎各度假回来之后，他和伦查德说：‘噢，最好在那之前吧。’然后我们安排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公司股东大会之后。我出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只是奥尔德里奇仍然很冷淡。等一下，我刚刚想到，他对伦查德也不是很热情。”
第五章 大冲突（8）
于是，敌对双方首领的第一次会谈打成平局。那天下午，伦查德接到诚信保险公司的罗伯茨打来的电话。从里斯科前一次征服行动中显然获得了满足的被征服者说，他认为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的合并对银行将是一件好事。“我对他说他疯了，”伦查德后来说，“我说计算机租赁与银行毫无关系。他说里斯科跟诚信合并并没有伤害诚信。我对他很失望。”同一天下午，麦考尔让化学银行的人为他准备一份里斯科债权银行的清单，后来一个国会委员会拿到这份清单时，发现上面一些银行名字的旁边打上了标记。这份清单的目的，以及那些标记的意义，没人知道，但表面上看，就在那天下午，斯坦伯格开始感到来自银行界的“压力”，里斯科的两家投资银行伙伴，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打电话通知他，他们将拒绝参与里斯科对化学银行的任何收购要约。
那天晚上，银行家之间进行了更多的社交活动。伦查德参加了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Reserve City Bankers Association）的晚宴，他后来说，他在这次晚宴上大概同300位银行家说了话。“除了大概谈论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外，我不记得做了什么别的。”他回忆说，否认他曾利用这次宴会进行反里斯科的宣传或者请求对化学银行的帮助。（不过，在工作时间他毫不吝啬这样的努力；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的反里斯科宣言就是因为受到化学银行的热切请求。）
第二天下午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礼堂举行的里斯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事情进展得很平静。开始，人人心中所想的话题并没有被提起，直到斯坦伯格提出，里斯科成为一家综合金融服务组织的努力包括进入银行业。“要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说，“必须进行谨慎的权衡和判断。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银行。”
全场安静下来，斯坦伯格通过提问打破了沉静。一位股东干脆问里斯科是否计划收购化学银行。斯坦伯格回答说里斯科并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这家银行或任何其他银行的声明。一段时间以后，另一位股东问，里斯科是否已经与化学银行进行了收购谈判。
斯坦伯格面临考验。本来整个周末他都计划着在这一场合宣布收购化学银行的决定，但现在，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与化学银行的管理层举行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因此他已经决定暂不宣布。从策略上讲，最好是回避这一问题，但他放弃了这种做法。“我对自己说：‘咳，我不会撒谎。’”他后来回忆。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与化学银行会谈过。”就这样，他首次公开确认了至此为止只存在于传言和猜测中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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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的私人会议上，斯坦伯格发现，前一天的午餐会谈打开的合作之门似乎关上了不少。防御方获得了自信。这一次，双方首领都带着各自的主要助手。斯坦伯格带着三个人，包括罗伯茨和顾问罗伯特·霍兹（Robert Hodes），伦查德带着四个人，包括麦考尔、奥尔德里奇和特别小组总指挥麦克法登。斯坦伯格把前一天午餐会上对伦查德说的大部分内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更加强调他的友好意愿，以及对使用威胁的厌恶。（奥尔德里奇对这次会议的私人记录写着：“里斯科不喜欢恶意收购，但为了达到目的有可能实施。”）斯坦伯格还做了进一步让步。他说他不准备担任合并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里斯科的所有同事都愿意以合并后公司的利润决定他们的去留。当伦查德说他不愿意在“脑袋被枪指着”的情况下谈判时，斯坦伯格强调他并没有拔枪，这“不是一场战争”。双方后来都认为这是一次热忱的会议，只是斯坦伯格觉得它并非“极度友好”。根据奥尔德里奇的记录，它实际上是以伦查德的发言结束：“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我们会考虑的。他们会得到我们的消息，或许周末，或许下周中。”
实际上，斯坦伯格将在2月14日那个星期五，再次获得伦查德的消息，但同时化学银行的防御团队也没有闲着，而是正准备好大枪，即那些伦查德一开始描述为“强大”的“资源”。化学银行又召开了一次全面战斗会议，会议讨论集中在修改化学银行章程的可能性上，这能使里斯科的收购即使并非不可能，在法律上也会相当困难。会上还讨论了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从而与里斯科拥有的诚信产生冲突的方案，以及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某个巨型保险公司收购化学银行的方案，表现出宁死不屈的东方情结。
实际上，这些方案都没有实施。不过，最后一个方案显然反映出银行家们强硬的不妥协态度。按照计划，化学银行请最大的两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达德利·金公司（Dudley King）和乔治森公司（Georgeson），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伦查德打电话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向他告知情况，并且并非无意地努力说服他里斯科收购将对整个银行业不利。（马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里斯科股票持续下跌。到星期五，它跌至123美元，陷入完全的溃败。或许，化学银行的各种防御手段中最有效的在立法层面。从2月14日起，化学银行的顾问之一，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西蒙斯（Richard Simmons），开始全职投入里斯科的案子，集中精力起草专项法律，以防止或阻碍里斯科之类的公司对化学银行之类的银行进行收购，并使这些法律草案变成奥尔巴尼州议会和华盛顿国会上的提案。一项新法提案，由一个很大的相关利益方特别起草，却能够被州或联邦的立法机构毫不质疑地接受，这看上去是不是相当奇怪？无论答案是什么，州长洛克菲勒（Rockefeller）选择在这一周督促纽约州议会颁布一项法律，在本州境内停止任何非银行企业对银行的收购，只要“控制权的行使可能损害银行的安全和行为道德”。星期五，一份完全一样的直接出自西蒙斯之手的新法提案被发往奥尔巴尼，同时，一份目的类似的法案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Senate Banking and Currency mittee）主席，参议员约翰·J·斯巴克曼（John J。 Sparkman）。显然，化学银行有理由相信，两边的草案都将提为议案，而且将不进行重大修改。
第五章 大冲突（9）
于是，伦查德怀着战争出现转折的心情，于14日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