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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胡适是我在北平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100万，由台大医师陈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慧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100万义买了（他们夫妇出了100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者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4页，第4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候，忽然在书与书架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本就是这封信。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36年！36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而见少，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4张信纸，它历经36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李敖先生：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莱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6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丈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并没有经过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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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3）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1962年1月1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2月间写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72岁。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6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1942年的Curreltt Biographt、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18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誸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11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6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7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以限时信寄来1000元，并写给我说：‘……过了10月10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22天后的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