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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的陈道生独自就着开水吃了两根油条，肚子里充实了许多，他本来以为卖血就不能卖糖葫芦了，可不卖又能干什么呢，身上不疼不痒的，坐在家里晒太阳，出去到处闲逛，别人看见了都说不过去，他又不能告诉人家自己卖血。于是吃了两根油条的陈道生只无所事事了一支烟工夫，就跑到厨房熬上了糖浆，将山楂洗净一搅拌，不到一小时，糖葫芦就做好了。十点钟的时候，陈道生将做好的糖葫芦绑到车后架子上，出门了。
他想每个星期卖血两次四百块钱，年关生意好，每天卖糖葫芦挣个三四十块钱，到年三十还有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还上一千块钱。在没有找到新的挣钱门路之前，一边卖血，一边卖糖葫芦，是最好的选择。卖血这天糖葫芦也卖得出奇地好，下午四点钟，在胜利路小学门口，两百串糖葫芦剩下的最后六十多串被哄抢一空，前后不到五分钟。
钱家珍是夜里十二点回来的，陈道生睁开疲倦的眼睛问钱家珍哪去了，钱家珍吐出嘴里已经嚼得索然无味的口香糖，懒洋洋地说，“才下班。”陈道生坐了起来，人也醒了，“你在哪儿上班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踢了踢脚上的棕色皮鞋，“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告诉你！”陈道生沉不住气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到你单位，看你究竟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钱家珍不屑一顾地说，“你算老几，市长都没资格去打听我的工作。”陈道生觉得钱家珍简直就是发烧说胡话，是痴人说梦，贩毒，她不敢；做见不得人的事，人老珠黄又好面子，不会干；也许当媒婆在外面骗吃骗喝骗点衣服穿。想不清楚，陈道生就不想了，他倒头睡去，太累了，后半夜睡得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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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过年的气象越来越鲜明，家家户户的门檐下都挂了些腊肉和腌干的鸡鱼鹅鸭，过了腊八，卖春联、鞭炮、糕点、瓜子、花生的年货摊子就依次摆满了大街小巷，买卖一派繁荣。
陈道生家里毫无过年的气象，既没割肉，也没打酒，屋内冰冷的空气冻住了剩余的日子。杨白劳卖豆腐过年还给喜儿买了三尺红头绳，陈道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他觉得连三尺红头绳也没处扎，女儿小莉在新疆劳改，而巨大的债务像一剂毒药毒死了过年的心情，过年对于陈道生来说是恐惧和煎熬，而不是吃肉喝酒，钱家珍对这个家和陈道生也死了心，她穿着新买的衣服和鞋子早出晚归，家成了她生命中一个极不情愿入住但又不得不住的旅馆，旅馆的地上爬满了臭虫和冬天不死的苍蝇。
钱家珍已经在郭文达手下干一段日子了，这个梳着背头衣冠楚楚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工作很重大很神秘，他的办公地点在“临河小区”，是租住在五楼的两室一厅的民宅，晚上也住在里面，钱家珍就在这伟大而神秘的两室一厅里上班，客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里屋有一些简陋的家具和一张宽大的床，平时郭文达出门，钱家珍就在屋里守着，偶尔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将皮箱或纸箱送进来，郭文达说是机密文件，让她不要看，钱家珍看到纸箱或皮箱的外面都缠绕上了一道道胶布，就知道五花大绑的箱子确实是很机密的。她从来不看。
吃过山珍海味的钱家珍是第二天到郭文达那里上班的，郭文达将钱家珍带进略显空荡的屋里，很冷静地对她说，“干我们这行的，日子其实很清苦，很单调，有钱不能乱花，还不能住高级宾馆，更不允许跟当地领导打交道，像个出家的和尚。这里就是办公室兼我的卧室了。”钱家珍觉得这里的陈设与郭文达的衣服与发型差距太大，她就很疑惑地问，“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郭文达从西装口袋里面掏出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蓝皮证件递到钱家珍的手里，钱家珍看到“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烫金字体，手像被火烫了一样发抖，郭文达从她抖动的手里拿过证件，然后从皮夹里抽出八百块钱塞到钱家珍手里，钱家珍的手还在抖，郭文达就将她抖动的手牵过来，紧紧捏住，然后就按到了床上。郭文达像一个山里的优秀农夫在剥着刚砍下的竹笋一样，很熟练地剥着钱家珍的衣服，钱家珍不说话，手也就是象征性做出了一些拒绝的动作，这种半推半就的拒绝使得剥衣服的效率迅速提高，三下五除二，郭文达跟钱家珍已经滚作一团，而且在打了两个滚后，两个赤裸的身子就像是用胶水粘住了一样，撕也撕不开了。自小莉被捕后，钱家珍几个月都没碰过陈道生的身子，男人的身体唤醒了四十二岁女人潜伏的欲望，压抑着的欲火像一颗地雷爆炸了，于是床上就出现了两条剥了皮的白蛇你死我活绞缠在一起，床腿分裂的声响与钱家珍死得其所的呻吟混在一起，屋里惊心动魄。
死去活来的撕杀在大汗淋漓的崩溃中走向极端，钱家珍有一种被拆卸后的轻松与舒服，疯狂与刺激让她有一种再生的感动，她流泪了。郭文达轻轻擦去女人的泪水，烟草味很重的嘴堵住了钱家珍快要哭出来的声音，舌头的搅拌中，钱家珍全身又一次颤抖起来，郭文达喘着气又爬了上去。直到俩人像两口袋受潮的面粉松软地瘫痪在床上后，郭文达搂住钱家珍丰满的身体说，“要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作出贡献，往大处说，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作贡献，懂不懂？”钱家珍脸色通红，半知半解地点点头。此后钱家珍的工作就是守着小区里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将偶尔有人送来的机密文件锁进一个铁皮柜子里。剩下的时间就在卧室里看二十五英寸的大彩电，家里的黑白电视机被周挺抄去抵债后，她再也没看过电视。彩色电视里花红柳绿的男女和爱情让钱家珍常常泪流满面，这些对她来说非常遥远的生活那么动人，而她只有在郭文达每天回来将她按倒在床上时，她才隐约感觉到了一种爱情迟暮的陶醉和对陶醉的依恋。郭文达总是在心满意足的时候对她说，“你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助手，政治可靠，思想进步，立场坚定，将来我可以带你到北京总部去为你请功。”钱家珍搂着汗湿的郭文达说，“我想离婚，组织上能同意吗？”郭文达稍微犹豫了一下，“按说，干我们这种特工的活，是不能结婚的，要想拿到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证的话，必须离婚。我就没结过婚，这是为国家作牺牲。”钱家珍头枕在男人起伏不定的胸脯上表示，她不想入党，就是想拿一个正式的工作证。郭文达突然说，“你就不怕我骗你吗？”陶醉于男欢女爱的钱家珍说，“瞎子给我算过命的，我相信你。”说这话的最真实基础是郭文达带给她的情爱满足和哗哗作响的票子，而不是工作证的承诺与人的真假。
陈道生第四次卖血已是腊月二十八了，走出医院大门，抬头看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雪花，陈道生没有了第一次卖血的那般兴奋，他感到身上有些冷，每根汗毛在棉袄里面竖了起来，上下牙齿格格地错动着，蹬上自行车骑过两个街口，身上才有了些温度，汗毛也软了下去。陈道生去市场割了二斤肉三条鱼。买了些面条和大白菜豆腐粉丝，他是家里的男人，总不能让老婆跟着自己连年三十也吃不上一碟子荤腥，在三圣街街口，他又买了一挂鞭炮和两副大红春联，等到三斤炒熟的花生和葵花籽买好后，二十六块钱就花完了，他有些心疼，不过掐着指头一算，也就二十三毫升的血，不到半两，他觉得自己要是一台造血机器就好了，没肉吃没衣穿随时放三二两血去换，可自己毕竟不是机器，今天卖了血身子就有点不大对头，一蹬车身子就很软，头也有些晕，走到秦大爷杂货店时，他买了一斤红糖，听说红糖是补血的，他想回去冲一碗红糖水喝下去，然后再出门卖冰糖葫芦。秦大爷见陈道生自行车后面堆着不少年货，就说，“道生呀，办年货呀？”
陈道生嘴里支吾着，心却很虚，一个负债累累的人怎么好意思吃大鱼大肉呢？他这样想着，身子就不由自主地侧过来，企图挡住秦大爷正对着年货的视线，这当然徒劳，陈道生付了红糖的钱，匆匆离去了。
已是早晨八点多钟了，76号院子里的男人们年关赶早出摊了，院子里空落落的，细碎的雪花面粉一样纷纷扬扬，所有的门都关着。陈道生用自行车前轮推开大院的门，车子还没架稳，拎起车架上的年货就往屋里冲，自行车倒了，他顾不上扶车，像拎着见不得人的赃物一样将年货放到了门后面。钱家珍还没出门，她正对着一面镜子仔细地化妆，对屋里的响动无动于衷，镜子里的钱家珍眉毛很弯眼神很亮，陈道生克制着做小偷的心情，很讨好地对钱家珍说，“我买了鱼，还有肉，年三十的菜差不多有好几样呢。”钱家珍的脸仍然正对着镜子，声音冷冷地说，“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家，又欠了天债，能吃得下去吗？”陈道生说，“再怎么难，年还是要过的，年三十下午三点钟我就回来，团圆饭我来做。”钱家珍这时才歪过涂抹了许多脂粉的脸，脸在不太明亮的光线里，看上去像一个发酵得很充分的馒头，很饱满，她依旧冷冷地说，“这个年我不在家里过。”陈道生心里一下子凉了，“你去哪儿过年？去无锡你表姐家？”钱家珍说，“不，单位要加班，我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陈道生急了，“钱家珍，你究竟想干什么？工作单位不说，干什么工作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