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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无精锐的陈玉成，就像掉了牙的老虎，城外据点很快就被多隆摧毁得所剩无几。加上原本在淮河一带对付捻军的钦差大臣袁甲三也来凑热闹捡便宜，陈玉成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1862年3月底，庐州城外据点被多隆阿和袁甲三摧毁殆尽，庐州的情形越来越危急。多隆阿截获了陈玉成的求救信，明白了陈玉成庐州城内的处境，急报曾国藩，曾国藩很兴奋，觉得干掉陈玉成的机会到了，下令鲍的军队也赶往庐州。
陈玉成此时根本不知道信函已被多隆阿没收，待在庐州城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远征军和捻军的踪影，只好提起笔来写下他的最后一封求救信，是写给护王陈坤书的。
陈坤书是陈玉成的同宗兄弟，这是他唯一可以指望的救兵了，陈玉成听说他的同宗兄弟陈坤书已经率两万人来到天京附近，这才写下了这封字字含泪、句句含血的求救信：“军情紧急，恕不套言。缘弟执守庐郡，望援半载，奏尽苦难，终无援应，以致残妖日逼日近，军情愈见愈难。残妖见我孤城独立，遂纠集皖、桐、舒、六残妖逼近来犯，现下郡城东、西、南三门之外，残妖逼近扎穴，仅离一炮之远。而东北又有定远之妖，离城十余里扎窟，日夜来犯。城边城中天将官兵惊慌不定，日夜不宁。军机事宜，宜在火。刻下郡中情形万分急迫，诚有旦夕之虑，呼吸之间。”
陈玉成觉得还是不放心，最后仍然不忘将抛出底牌，透露求援的有效期限：“如蒙爱我，旋惠合城，千祈迅，勿事延迟，祈宗兄准于二月底三月初即要到庐，乃能可挽。”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城之将破，其言也哀，不过当时的通讯手段仍然扼杀了陈玉成的最后一丝希望，这封还是没能送到陈坤书手里，再次不幸地落入庐州南乡清军之手。
曾国藩这时已经是两江总督，统领四省兵马，立即调兵狙击陈坤书部，在江浦和扬州一带挡住了陈玉成的援军。
而此时洪秀全得到陈玉成被围庐州，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他派不出援兵了：李秀成此时远在苏南二次攻打上海，李世贤正在浙江打地盘，杨辅清也被湘军鲍和曾国葆的湘军堵在皖南。
陈玉成没有等到任何回信，也没有等到任何援兵，只能困守孤城庐州，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苦苦撑到4月底，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城外架起二十门大炮，不分昼夜地往城内射炮弹。
轰隆！轰隆！轰隆！
城外湘军和打进来的炮弹越来越多，庐州城的城墙已经千疮百孔，岌岌可危。
更严重的是，庐州城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陈玉成一筹莫展，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庐州共存亡。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却意外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这封来信，是一个名叫苗沛霖的人写的。
这封信，让几近绝望的陈玉成看到了曙光。
苗沛霖劝陈玉成放弃庐州，他说是陈玉成坐孤城庐州是个大大的失策，因为困守孤城一直就是兵家大忌。他劝陈玉成攻打河南汴京，只要有了汴京，就能控制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苗沛霖劝说陈玉成前去寿州。他说自己手下兵强马壮，可以帮忙打下汴京，还可以投降太平天国。
安庆都守不住，孤城庐州更难守，迟早是要被湘军打下来的。这一点，陈玉成非常清楚，如果能够打下汴京，控制河南，那确实不错，而且河南人口众多，农民展潜力很大，东山再起不是不可能。
但是陈玉成有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要想打下汴京，陈玉成就必须借助苗沛霖的力量。
陈玉成找来两位丞相，谈了自己去寿州展的想法：“苗沛霖真有韬略，非到寿州不可。”
当即就有一个名叫殷变卿的丞相就明确表示反对：“闻苗沛霖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
而陈玉成随即召开了一个高级将领座谈会，他说准备突围去寿州找苗沛霖帮忙，没准还真能起死回生。
陈玉成话音刚落，部将们纷纷言，都强烈表示反对，认为苗沛霖这个人不可靠。
赖文光给陈玉成出主意说：“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朝见天王后，重整旗鼓，何患残妖不除也。”
陈玉成的幕僚和手下将领都反对陈玉成去找苗沛霖，是因为苗沛霖这个小人，名声真是太臭了，顶风都能臭十里。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县人，同洪秀全一样，他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官场干一番事业。
三十岁那年，苗沛霖用全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搞到一个参加秀才考试的资格，高中秀才！从苗沛霖写的诗文来看，此人还真算是出类拔萃，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是他的文才在洪秀全之上。可是考上秀才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而靠自学中举人和进士那是天方夜谭，一怒之下他学起了老乡曹操，改了梦想：他要做一个独霸一方的军阀。
于是他便丢掉自己塾师的工作，打起包袱去投靠了捻军领张乐行，做了他的军师，没多久他就现做“军师”太不来劲，因为他想要自己领军。
1853年2月，咸丰皇帝的一份诏书，给苗沛霖带来了一个机遇。这个诏书与给曾国藩的是同一批文件，都是指示地方办团练自保。苗沛霖一寻思，也起了做“练总”。但是搞团练也得有地方政府同意，要登记注册，否则便是聚众谋反的非法武装，会被满门抄斩。苗沛霖找到寿州府知州金光筋，请求取得练兵资格。不知是苗沛霖没有行贿，还是金知府觉得他投靠了捻贼，驳回了苗沛霖的申请。
苗沛霖被这盆冷水一浇，虽然闷闷不乐，热情却丝毫不减，他二话不说，回到凤台开始私自招兵，反了捻军！
185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捻军杀到凤台，各路团练都被打得一塌糊涂。苗沛霖是何等机灵的人物，见杆就爬，赶紧打出“御捻”的旗号，大肆招兵买马，通过血缘、师生、亲戚、朋友各种关系，没过多久就拉起了一万人的队伍。这支队伍说白了其实就是苗家军，同族的苗天庆、苗景开、苗熙年、苗长春、苗景和、苗景花这帮亲戚族人，都是他手下的将领。
苗沛霖把这一万人分成五旗，也就是五个纵队，然后明确号令和军纪，违反军令的，就军法从事，这样一来，原本是农民和流民出身的队伍，硬是被他整得挺像一支正规军，打起捻军来竟然得心应手，屡战屡胜，到1857年已经是名震两淮的实力军阀。不过苗家军做大做强，还是从苗沛霖投靠胜保之后才开始的。
胜保被调到了安徽防区之后，没有一支死心塌地替自己卖命的部队。苗沛霖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他决定利用这支新兴武装。而苗沛霖也需要傍个朝中人来洗白自己，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胜保很快就招安了苗沛霖。
自从投入胜保门下之后，短短三年时间，苗沛霖就先后十二次加官晋爵，最后做到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衔，具体职务是淮北练总。
随着在官场上的顺风顺水，他的苗家军也开始强大，高峰时达到几十万人。这时苗沛霖野心膨胀，他想学安徽另一个牛人：朱元璋。朱元璋建国的九字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苗沛霖改造成“高筑寨、广聚粮、先灭贼、后称王”十三字方针。
苗沛霖的军队建制非常特别，既有旗，也有营。旗的设置，不知是模仿满清八旗还是仿效捻军五旗制；营的设置，搞不清他是仿效绿营呢，还是模仿湘军。他把他的辖区分为“东练”和“西练”两大块，东练包括寿州、凤台、宿州、灵壁、蒙城、怀远等地，设五旗；西练包括安徽的阜阳、颍州、霍邱，河南的光州、固始、新蔡、息县，设十四营。最鼎盛时期，他控制了以老家凤台为中心的周围几十个州县。一切生杀予夺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淮北一带的官府衙门，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在蒙城一带，苗沛霖就干得更出格，他干脆取消县衙。清政府派下来的地方官员，都得老老实实听他号施令，不听话的，绝不手软，下场会非常悲惨。
宿州知府董声元，不知是搞不清状况，还是自我感觉太好，不大听苗沛霖摆布。苗沛霖一怒之下，就把他抓到凤台老寨关押起来。
就连安徽巡抚翁同书，碰到苗沛霖这种霸王也没有一丁点儿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为所欲为。更惨的是胜保，自己招安的这个“学生”，根本就不把他这个“老师”当回事儿，胜保也没有办法，一来要靠他打捻军立功，二来是自己招安过来的，要是告到朝廷，岂不是打了自己耳光？所以他只好委曲求全，希望苗沛霖别太出格。
手握数万兵将的苗沛霖翅膀硬了，他比曾国藩大胆多了，在186o年1o月，他觉着时机成熟了，趁着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干了一件震动清廷的事情——称王，在蒙城修筑土坛，举行称王仪式，给自己的封号是“河北天顺王”。
建立天顺王国之后，苗沛霖便与胜保及清廷翻脸，转而与太平军和捻军建立合作关系。苗沛霖之所以接近陈玉成，并不是真心想投靠太平天国，他只不过想与捻军和太平军处理好关系，以便自己能够全力对付清军。陈玉成手下那些幕僚和部将觉得苗沛霖这人一会儿投捻，一会儿降清，一会儿反清，这样的人不能信。
但是陈玉成决定孤注一掷，豪赌一把！陈玉成见大家都不理解他，也不支持他，便有些不高兴：“本总裁自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你们所说，大拂我意。”
陈玉成认为苗沛霖既然是归顺自己的盟友，那就是一条战壕里的盟友，应该不可能会有什么阴谋诡计，于是不顾部将们的坚决反对，力排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