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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端起酒杯，热情而又不失庄重地说：“这蘑菇炖小鸡，是用当地的山鸡，长白山上的蘑菇，鸭绿江里的水做的，虽说不是什么名贵菜，却表达了我们的一番心意。朝鲜是出人参的地方，只是在这战乱年月，那东西不好找，等赶走了美国侵略军，我再请你们喝参鸡汤。好，现在我提议：这杯酒一是为彭司令员接风洗尘，二是感谢中国政府对我国的支援，三是为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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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神秘的旅伴（4）
任荣：我知道了，你的父亲是毛主席！
秋虫唧唧，秋风阵阵，菊香书屋的主人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来到东厢房门口，习惯性地理理衣冠，轻轻推开房门，只见里面烟雾缭绕，灯光朦胧。毛泽东和周恩来相对而坐，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用熬得发红的眼睛望着走进来的聂荣臻。屋子里安静极了，似乎能听见毛泽东手里香烟燃烧的咝咝声。
“聂代总长啊，你来得好，我和恩来正在‘闭门家中坐，静听好消息’呢！”毛泽东又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
“报告主席，彭总入朝后的第一个电报来了，还是急电！”聂荣臻双手递上电报。
“这个彭德怀，我还以为他失踪了呢！”
“来电说彭总率领的先头部队五个师已全部进入朝鲜，前方的形势顺利……”听了聂荣臻简短的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视一下，两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睡觉！”毛泽东一挥手结束了苦闷的对坐。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也只能勇往直前了。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志愿军临时指挥所部分人员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乘车从安东启程，沿鸭绿江北岸向长甸河口进发，准备从中路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东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任荣乘坐的吉普车除了他和秘书、警卫员外，还多了一位搭车的俄文翻译。
任荣原名任武云，一九一七年九月生，四川苍溪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十军某师特务队队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营教导员、旅组织科长；一九四五年，任冀热辽军区二十二旅六十六团政委；一九四七年，任东北野战军一纵二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任辽东军区一七一师政委，九月任东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
路上，任荣发现坐在车里的这位年轻人不像一般的军人，不但相貌英俊威武，而且一举一动也与众不同。不知什么原因，他对这位俄文翻译颇有好感，于是和他攀谈起来：“喂，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毛岸英！”
“今年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再过几天就满二十八岁了，刚结婚一年。”
“还是新郎倌呢！离开刚刚建立的温馨小家，到朝鲜来打仗，新娘子乐意吗？”
“乐意！可支持我啦！”毛岸英笑着回答。
汽车从一座山前开过，沿着江边崎岖不平的山路，像扭秧歌似的往东北方向跳跃着前进。山不算高，却雄伟陡峭。任荣指着窗外说：“这座山叫虎山，你看它多像一只猛虎，日夜守卫在祖国的东大门，据说这山上过去有一道长城。”
虎山原名马耳山，因两个并排高耸的山峰，状似两只竖立的虎耳，亦名虎耳山，至清代演化为今日的虎山。明巡抚都御史王之浩登临虎山要塞时，曾写下《登马耳山望朝鲜》一诗，将虎山的地势、边关的冷肃、沙场的残酷描绘得淋漓尽致：
高头极目海云东，
指点扶桑可挂弓。
衰柳迷烟知驿古，
寒鸦带日搅天空。
江山不尽关山迥，
帝德无私雨露同。
却笑楼船成底事，
海边枯骨战功图。
毛岸英朝虎山望了一眼，惊奇地说：“这里也有一道长城？我原以为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没想到这里还有一座长城，虎山长城应该是祖国最东端的长城了。”
“毫无疑问。”任荣看了看身边这位块头不小模样不俗的人，接着又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不是部队的，我是从地方来的。”
“哦，你是地方同志，那你在地方都做过什么工作？”
“我的经历比较复杂，小时候流浪、讨饭，后来在苏联留学，参加过苏德战争。回国后务过农，做过工，还当过工厂的副书记。”
毛岸英不平凡的经历引起了任荣的极大兴趣，他上下打量着这个来自地方的陌生的年轻人，禁不住又问：“你的外语一定不错，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军呢？”
毛岸英坦率地回答：“是我父亲叫我参加志愿军的。他说我回国后务过农，做过工，就是没当过兵，叫我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哦，你父亲的思想挺进步的嘛！你在工厂当副书记多好哇，参军打仗很艰苦、很危险呀！”
“我不怕，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能锻炼人！”毛岸英坚定地回答，“战争是个‘老君炉’，经得起烧炼，才能变成一块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好钢。特别是年轻人，经战争锻炼一下有好处。”毛岸英在这位首长面前侃侃而谈，毫不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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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神秘的旅伴（5）
队伍中午到达长甸河口。吃饭时，任荣把毛岸英拉到自己身边，他们边吃边聊：“你在苏联都吃些什么？”
“面包、牛肉、土豆……”
“有大米吗？”
“没有。”
“小毛，你留洋回来是有学问的人了，应该去坐机关，写文章，怎么还去务农呢？”任荣不解地问。
“是我父亲叫我去的。”毛岸英照实回答。
“又是你父亲叫你去的，老头儿对你管得这么严！你在哪儿务农？”
“在吴满有那里。”
“是延安吴家枣园的那个吴满有吗？”
“是他，你也认识他！”
吴满有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是毛泽东最亲密的农民朋友。当时吴满有的名字在解放区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听到“吴满有”三个字，任荣当即恍然大悟，兴奋地说：“我知道了，你的父亲是毛主席。”
“是的。”毛岸英很平静地点了点头。
然而，任荣的心潮却久久不能平静了。作为长期做组织工作的一名领导干部，他知道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的事业奉献得太多了，他的夫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等数位亲人为革命先后捐躯。如今，他又把自己和杨开慧亲生的儿子送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者面对面的打仗，这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这对志愿军又是多么大的信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会极大地激励并鼓舞全体将士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只可惜，这样好的典型不能在报纸上宣传啊！
任荣看了看毛岸英，又沉思片刻，觉得毛岸英的气质的确不凡，有毛泽东那种刚毅不拔和聪明过人的品格。他接着问：“那你是怎么去苏联留学的？”
“其实，也不是为了留学才去苏联的……”毛岸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把他去苏联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母亲就义后，中央机关通过秘密交通找到了我们三兄弟，并要我们转往上海。外婆和舅妈把我们送到上海后，二叔毛泽民亲自把我们安排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政治环境恶化，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了，我们只好暂时住在董健吾家里，后又转到董健吾前妻黄慧光的住处。不久，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外出躲蔽追捕，从此就没有了固定经济来源，黄慧光又是一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身边已有四个孩子……”
“再加上你们兄弟三人，生活一定相当艰难了。”任荣忧心地说。
“由于生活无着，我们经常流落街头。每当小弟岸龙说‘哥哥，我肚子饿’、‘哥哥，我想妈妈’，我的心就像刀剜的一样难受。岸龙在一次迁移中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逃出店铺后，我们靠拾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说到这里，毛岸英激动地问任荣：“任部长，你看过电影《三毛流浪记》吗？”
“看过，很感人，三毛是个苦孩子。”
“那时我和弟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东西、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艰难的生活环境磨炼了毛岸英坚强的性格，说到自己这些苦难的经历，他语气平静，神色坦然。
“哦！那你也挺苦的了。”任荣的眼眶已经潮湿，“后来呢？”
“后来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我和弟弟，通过张学良的部下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把我们送到法国，后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从巴黎接到莫斯科。二战时，我在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苏联红军，并驾驶坦克打到了德国。”
任荣听了毛岸英所讲的传奇经历，十分感慨地说：“岸英，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经历还这么坎坷，你可以称得上是历经千山万水、受尽千辛万苦的人啰！”
“我是吃百家饭、走万里路长大的，苏联红军战士也这么说。”毛岸英粲然的脸上溢满自豪，“当年我是坦克连的指导员，他们都叫我扁鼻子中尉。在从白俄罗斯向波兰进军的途中，我们连和德军的坦克遭遇了，我几次从翻倒的坦克炮塔里爬出来，又钻进另一辆坦克继续战斗。苏军战士很赞赏我的勇敢精神，说我是苦大仇深爱心无限的国际主义战士。”
任荣看着毛岸英比他父亲还高的大个子，笑着说：“你的身高有一米八吧？像你这样大的块头，塞在坦克里也够挤得慌了。”
“苏联人个头都高，有的比我还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