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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在广袤的北方农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义和团的兴起了。义和团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这就更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敌对的力量，在北方广大农村，基层民众以一种针锋相对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拜“本土神”的方式，抵抗着西方宗教势力的入侵。
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的情绪、经济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无法控制。从教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破绽百出的，它几乎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教义，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底层的理解力所决定的，由于缺乏理性和科学的思维习惯，义和团肯定会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他们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关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团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义和团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们相信法术，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枪不入、鬼魂附体，相信自己能够飞翔……因为有着如此惊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于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们，模糊了戏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集体陷入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当中——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洋人们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敌人”，不如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农民“戏剧演员”，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团的兴起，点燃了中国人多年以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当时的光绪，落后的中国在与西方的争夺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也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后，人们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着希望——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试图以一种盲目排外的极端方式，以一种愚昧的手段来进行着抵抗。当这种情绪通过一种传统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那一刻，实际上已走入了一种歧路。与此同时，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澜显然加剧了这种错误。错误从一开始似乎就是风生水起，似乎它本来就是应该发生的，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它。当错误成为一种必然时，也就具有宿命的意义了。
从1900年1月开始，在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凡是有着教堂的地方，便成为一片火海。几个月后，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朝廷对于这种民间的势力，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美、德、法等国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迅速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国军队登上了清国的领土，并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路途之中，他们遭到了义和团的围追堵劫。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义和团来到了京城郊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活动即将被点燃。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2）
清国与义和团集体地深陷入一种幻觉。这样的幻觉，从现在看，绝大部分是因为认识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当世界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这个东方古国，义和团和清国的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一开始，义和团所代表的民间势力还深怀着对于清朝的敌意，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清朝，驱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号突变，成为“拥护清朝，驱除洋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样的民间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码，可以增加与洋人叫板的砝码。出于这样的动机，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盘，准备利用这股民间的力量跟洋人讨价还价。真实的情况是，在当时，整个清国的统治力已经变得松软了，在很多情况下，事态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况。
最初，慈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义和团可以在周边活动，但不准到北京来捣乱。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几十万义和团来到京城，局面将不可收拾。但奇怪的是，当四面八方的义和团们来到紧闭的北京城门下时，一个来自辅国公载澜的命令却出人意料地送达了，九门提督不得不开门。于是大批的义和团农民们络绎不绝地拥入了清国的都城。
很多年后，当历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那场义和团运动时，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书籍对于这场运动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现象都复杂无比，那时候所产生的任何现象，都是无数种原因交织的结果。它扑朔迷离，像糨糊一样具有复杂的黏性。
历史看起来似乎总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着很多偶然性。这样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关键的细节决定，但关键细节，在历史进程中往往丢失得无影无踪，像海水冲过的沙滩一样，将那些色彩斑斓的贝壳席卷得无影无踪。这种关键性的缺失，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历史总是莫名其妙，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小孩一样，支离破碎，缺乏很多合理性。从现在看，义和团整个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细节，也是毫无踪影，譬如，为什么载澜会让官兵打开城门，是因为洋人反对他的儿子接替光绪担任皇帝吗？为什么慈禧在关键时刻表现得那样迟缓？是一直在宫中沉湎于大戏吗？解释只有一种，中国的专制政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总是拖沓而无效率，并且，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总是习惯于推诿拖拉，贻误时机，从而导致局面失控。
真实的情况是，在那段时间里，慈禧一直在宫中不断地听到人们在描述着这样的传奇。起初，热爱戏剧的慈禧并不把这些传言当回事，也不相信义和团所具有的法术。慈禧还专程派了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查证一下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经过几天的考察，赵舒翘等实际上已经看出义和团的“神功”全是假的，但随后赶来的刚毅却认为这些神功“可恃”。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何乃莹在向慈禧汇报时，含糊其辞，对于神功，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与此同时，王公大臣与宫中的太监们“三人成虎”，每天在慈禧面前叫嚣义和团法术通天，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洋人的坚盾利器。天天听着这样的报告，慢慢地，慈禧有点将信将疑了。毕竟，慈禧与那些老眼昏花的大臣们一样，都是生活在传统戏剧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从未放弃超越现实的幻想。正是由于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迷糊，终于，精明而果敢的慈禧听信了大臣们的进言，准备依靠义和团的力量向洋人宣战。
义和团进京之后，北京城彻底地炸了锅。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也缺乏统一的指挥。北京从未如此熙熙攘攘，大街小巷天天在唱着大戏，玩着把戏，如春节一样热闹。似乎每一个人浑身上下都亢奋地膨胀着，仿佛他们已经找到了“驱逐鞑虏”的不二法门，复兴中华指日可待似的。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后，即给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命令清军和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巨大的灾难将要来临。紧接着，火光蔓延，很多信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清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样的命令，更像是给人们一个信号：要放火就尽管放，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于是，京城的大火更熊熊地燃烧起来。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3）
由于有了朝廷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稍有看不惯的，都指为教民，全家皆杀。混乱的局面最后发展为：凡使用洋物者，“必杀无赦”。曾有几个学生仓皇避乱，因为身上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也遭受了乱刀砍杀的命运……对于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群情激愤之下，义和团还倡议活捉康有为回国治罪，甚至，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企图捉拿光绪皇帝，结果是慈禧发了一通火，杀了几个人，才平息了这一事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了。被煽动起来的狂热民众，天天在街头追杀洋人和“二毛子”，抢劫商店住宅，焚烧教堂医院，外国人只得躲进使馆，并在使馆外筑起街垒。
现在来看，这场蹩脚的农民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