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说，成功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飘下来。
比尔 · 盖茨（1）
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
· 比尔·盖茨 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前微软公司主席兼首席软件架构师，被誉为“世界首富”、“商业天才”等。
尊敬的伯克校长，鲁登斯汀前校长，即将上任的福斯特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过去三十年里，我一直在等待着说这样一句话：“父亲，我一直对您说我将拿到自己的学位。”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我明年就要换工作了（注：指全力投入比尔及梅琳达基金会的慈善工作），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都直接获得了学位。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当初史蒂夫·鲍尔默从哈佛商学院退学，我是始作俑者。因此，我并不是一个好榜样，这也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原因。如果我在开学典礼上发言的话，估计今天就没有人会坐在这里。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难忘的体验。校园生活总是让人留恋，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寝室里总有很多人经常讨论问题到深夜，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变成那些不安分学生的领导者，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拉德克里夫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那时候这里有很多女孩子，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在哈佛的日子里，最令我难忘的一天是在1975年1月。当时，我在宿舍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这家公司已经开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最开始我忐忑不安，担心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学生而挂断电话。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我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当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一项目虽然价值不大，但它标志着我大学生活的结束，以及微软的起步。
哈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所有人都活力十足，而且非常聪明。在哈佛的日子有快乐，也有失落，但总是充满挑战。尽管我很早离开了哈佛，但那几年已经足以改变我。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并想出了很多创意。
但是，如果现在认真回顾过去，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严重不均，使得很多人被迫生活在绝望的边缘。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但体会得最深的还是科学的不断进步。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体现在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减少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合作——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比尔 · 盖茨（2）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数百万的青少年享受不到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梅琳达（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的过程中，梅琳达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五十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这并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它是真的，我们就应当努力改变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我和你们都有。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比尔 · 盖茨（3）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以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二十四小时直播的新闻台，我们仍然很难真正地了解问题。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会承诺展开调查，确定事故原因，并保证今后不会再出现同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新闻媒体希望获得新消息，而数以百万计的人因贫穷和疾病死亡并不是新消息。因此，这样的消息很难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从而更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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