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6日，在广东英德县佛岗上空击落了“欧亚航空公司”JU—52型EU—15号飞机。
1939年4月13日，JU—52型EU—19号飞机在执行河内至昆明的航班时，遭到6架日机的追杀。从越南的老街一直追到云南的矛坪上空，直至把该次航班击落。
同年5月6日，8架敌机同时对“欧亚航空公司”由兰州经西安飞重庆、途中在陕西汉中机场过站的JU—52型EU—17号飞机开火。
1940年9月16日，6架日机将停泊在重庆李家渡的中航康道尔水上飞机团团围住，一阵狂轰滥炸，直至将它击沉。
1940年10月26日，日机将正在飞行中的“欧亚航空公司”EU—25航班击中着火后迫降。
1941年6月22日，日机将执行成都——雅安航线的“欧亚航空公司”容克斯W—33型2号飞机击毁。（注五）
……
大洋彼岸依旧一个“抗议”接着一个 “抗议”，内容也不外是 “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明明是在中国屠杀的是中国民众，击落的是中国民航，做尽强盗之事，但双方说起话来，好像是讨论另外一件事情，倒是与中国毫无关联。几乎就是35年前，东北“日俄”之战的翻版，只是没有“老佛爷”的出场说“此事与我无关”罢了。
小鬼子那边起先还有个“答复”，到了后来，都懒得“答复”，干脆“驳回”！
用一句现在的话就是：我就这样干了，你能把我怎地？！
大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命悬一线（1）
夹缝中的“中航”
激愤的学生不断地走上街头抗议，和日本“媾和”的声音却不时在政府官员嘴中传出，地面无论是“阻击”还是“血战”，虽然也能在交战中杀死大量日本兵，但结局却都是不停地退——国统区域面积日益缩小就是最明了的证明。
战前拥有的300多架各式老旧飞机，经过数次空战后，几乎损失殆尽。目前的空军重复着地面部队相同的战术动作——撤退
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跑飞机、跑警报”。
所以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可以肆意轰炸。
所以画着太阳旗的飞机可以任意拦截、击落正常飞行的商业航班。
所有的地方都弥漫着溃败的气息，国民政府奄奄一息。
从地面的节节进逼到空中厮杀，最后杀红眼冲着民航班机开火，小鬼子并非真是丧失了“理智”。其实，他的一切行动都在其掌控之中——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道理很简单，军队没供给，海路已经切断，剩下的只有空中通道，只要把“中航”和“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线堵住，断绝内地和外界的所有联络，“抗日”，你拿什么“抗”！
的确，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一切物资都无法运入，没有任何工业体系的国度里，除了在那里等待着“挨打”以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在地面和空中如同洪水般的退却时，一支机队却要迎面而上。
华府接二连三的“抗议”对日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但“中航”还得继续飞（飞运公司已于1933年将股份转让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 Airways），交通部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如同雪片纷至沓来，鬼子推进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料，必须把政府的要员们接出来，直接送到重庆。
于是，本应该大大方方的飞行就必须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飞机在空中，能躲就躲、能藏就藏。
而且必须要夜航。
更像个“贼”。
广州被占领后，重庆政府和外界的空中联络通道只剩下了进出香港的航线。
和当初撤退时差不多——一切依旧是小心翼翼。
空中，如果侥幸没有与鬼子飞机“照面”，危险就是来自地面。
无论是在哪一端起飞，平日里企盼的好天气此时是变得越坏越好，那样，日本人就不会出来了。自从广州被占领后，谁都知道，所飞区域几乎是日本人基地，吴士被击落后可以迫降到珠江，而今，如果再次“迫降”，就是俘虏。虽然美日还是友好邦交，但现在，成了给中国人“垫背”。
而且，这样的飞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起码是目前。没有中途备降机场、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的航路指点标、没有城市的灯火，连无线电也受到了限制……
更大的“挑战”是无线电的强烈干扰。
日本人占领了广州，就在紧靠着香港的一带架起了通讯装置，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挑衅？强大的日夜不停的无线电信号每分每秒都辐射到启德机场，严重地干扰每一架进出港航班所必须和地面联系的无线电信号。
美方（此时，中国已经连和敌人“交涉”的权利都没有了）也曾专门和日本作过“商议”，和本国政府递交的“照会”一样，日本人置之不理。
于是，避免无线电干扰造成灾难，能成功起飞和降落，就成了一场智力大拼搏。
随机报务员中国人居多，时间长了，他们互相总结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基本要领，如下：
进场前，使用德国（罗兰）技术导航法，转动手柄和刻度盘上的指针，指针带动上面的环形天线，使其指向任何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台。一边是莫尔斯电码A·（·—）的信号，一边是N（—·）的信号。当环形天线直接指向联系的电台时，发出T（—）的信号，根据此，报务员就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方位线，继续保持这一航迹并在中间检查方位，就能盘旋下降。（注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命悬一线（2）
这一招，后来连美国人都学去了，伦纳德就曾向他的上司，“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抱怨：“我去香港时，就会像正在电唱机上转动的唱片那样盘旋下降。”
想象力丰富的美国佬。
差点“丢”了委员长
武汉保不住，国民政府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
由于公司里只有查尔斯·夏普、罗亚尔·伦纳德两个人能飞“夜航”，而在大撤退中，四面八方打到“中航”在汉口调度室的电话的命令、电话、电报铺天盖地，所有的调度、指挥顷刻陷入混乱。
哪个部门都比这里大，谁都不能得罪。
10月21日，鬼子打进广州当天，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送至重庆，邦德电令重庆机场晚间挂上红灯笼（用做“导航”），在24小时内，夏普和伦纳德各飞两次重庆——汉口——成都，将政府官员送到目的地。23日，夏普再次降落汉口时，工兵已开始在跑道上埋地雷了。
25日黎明，第二次飞宜昌的伦纳德准备再次飞汉口，飞机正待起飞，运送16名乘客、驾驶着“海军准将”（modore）式飞机、刚从汉口回来的飞行员陈文宽告诉他，汉口在燃烧！
不仅是“中航”乱，政府更乱，把委员长都差点“丢”了。
10月24日夜，夏普从宜昌返回汉口，此时，日军已到了汉口的“边上”，当DC—2在停机坪上停下来时，夏普看到了令他最吃惊的一幕：委员长和夫人及一行随员正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
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空中只有“中航”和香港保持联系的同时，陆地，目前这是唯一的对外“纽带”——海外的物资运抵香港，再从广州转运这里，日本人攻占广州和武汉，目的就是要掐断这条动脉。正因为太重要，蒋委员长最后一刻还“滞留”在此。
也不知是动身晚还是要表现领袖与民“抵抗到最后一刻”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准备夜飞衡阳的委员长一行到了机场后，“专机”驾驶员贾思特才发现，按照这个时间算，到衡阳应该是午夜。
技艺不精的贾思特告诉委员长，夜间，他无法“控制飞机”平安回到地面。
可怜的委员长连一架专机都没有，战争时期的每次出行只能搭乘普通商业航班，这一次他真的陷入了绝境。
说话的工夫，远处，枪炮声响成一团。
连续多日的混乱撤退，“政府”已经一分为二，也许是为三、为四了，东一堆，西一块的，谁也不知谁在哪儿、谁也顾不了谁。若在往日，委员长降临，迎送的队伍都得排出一长溜，而今，跑道上兀立着的是孤家寡人。枪声越来越近，眼看日本人快进城了，委员长竟然还站在孤零零的跑道上，真要是让小鬼子给俘去……
“中航”汉口地面站的人都快急疯了。
临时抓急，好歹把为交通部飞DC—2的艾利森给“逮”到了，老艾听了负责人的求救后，倒是二话没说，马上就钻进了机舱。
看着委员长的飞机离开了地面，下面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眼下，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跑吧，能飞的飞，能躲的躲。实在不想走的，给上一笔“遣散费”。
不到10分钟，刚刚飞走的“老艾”又从跑道的另一端回来了——刚到空中，委员长的飞机就坏了。
天呐！
此时，夏普到了。
往往，历史的发展就是由于一点“偶然”。
委员长确实做到了“最后撤退”，“走”在了所有要员的最后，比地面“迟滞”敌人的部队走得都晚。
命悬一线（3）
午夜，夏普在衡阳着陆后，委员长依旧是阴沉着脸子向机组成员致谢，倒是从站在汉口机场跑道上起，直到衡阳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如往日之迷人微笑的夫人更显得从容，一副雍容的她向夏普伸出纤纤玉手：“Thank you！”
类似的事情，在重庆还发生过一起，而这次，差点让蒋氏父子当场“香消玉殒”。
1942年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机长林大纲驾驶一架“容克斯”型飞机从昆明回到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林大纲飞了一个漂亮的“五边”后，把机头对准了跑道。
本次航班的机舱里，只有一位乘客——蒋经国。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委员长全家轮番上阵。据曾在“央航”工作过的沈崇昆老人回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