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还的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行就拆屋。总之我们决不能手软。要不然县里派我们下来做什么？吃白食么？”黄帽子很激昂。最后一句，他对着那个发出咕哝声的地方加重了语气：“对我们工作组下来，群众有许多反映，说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我说，不要怕，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
“我不同意！”
工作组里有个人突然大叫一声。他坐在离那盏油灯最远的地方。他看得清黄帽子，黄帽子却看不清他。工作组的头次会，组长没有讲几句话，一个管杀猪的倒神里神气地指手画脚。大家心里都未必肯服。
“我不同意！”
那个人又高喊了一声。
“你不同意什么？”
黄帽子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惊惶。
“我不同意你的错误言论。”
“我错误？什么错误？”
这是工作组内部的会议，除了大队书记外，没有当地的任何一个人参加。黄帽子一直觉得自己讲的是军国机密，是自己人的话，不存在异议的。
“不但有错误，而且是原则性错误。你不是最讲原则的么？第一，你那个头等大事是哪里来的，有文件根据么？反正我没有见过。我晓得头等大事是抓学习，组织社员学马列，学毛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革命理论掌握了群众，精神就会变物质。没有粮棉油诸会变出粮棉油诸，没有钱还贷款会变出钱还贷款，何至于要搞‘三光’政策；另外，要做日本鬼子你一个人去做，我决不做。我要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跟贫下中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黄帽子本来很短的脸成了长形，在那盏离得很近的油灯的映照下变得煞白：
“我们的意思是一样呀，目标是一个呀。”
“否——”那个人拉了个长声，“你前面那个说法是让大家只顾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唇面那个说法更成问题，那根本就是立场问题。”
众人看着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一个个很开心，眼睛在明明暗暗的光影里很兴奋地忽闪忽闪，像一片暗夜中的灿烂星星。
先前声色凌厉的黄帽子肩膀塌了下去，一对小红眼睛重又变得黯淡而疲倦，他低了头，只把一顶黄帽子对着会场，低声说：
“我说错了，但是我的动机是不错的。”
“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那个人不依不饶。
他叫李欣，是县革委干事。他有个舅舅在省城组织部门当负责人，县里领导的升降都管得到的。李欣从师范毕业本应该去小学教书，能直接分到县革委来，就得力于这位舅舅。自然他自己人也聪明，又长得一表人材。所以领导赏识，同事眼红。进机关一年多就当上了干事。干事就相当于正科级，根本不会把黄帽子这样小镇上的什么屁食品站长放在眼里。下来的头天晚上，他跟县剧团的女朋友小敏睡觉睡过了头，没有赶上班车。等后来赶到镇上，工作组已经出发了，害得他很找了一阵子。工作组长、副镇长老杨原是说过等一等的。但副组长黄帽子就是不肯，说要讲原则，说了就要算数，县里来的干部也不例外之类。老杨只好由他。憋足了气的李欣一直都想向黄帽子挑衅，只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现在算是等到机会了。
“不争了。时间不早了。大家今天刚来，一路上辛苦，要早些休息。下面分分工，把这几天的工作安排一下……”
一直蜷着身子，“呼呼”地喘着气的老杨结束了这场争执。在座的人里头，最辛苦的要数他。桌子底下的那盆炭火早就没有几星红火了。他受不了临近半夜的那份寒气。
李欣没有想到，散会之后，黄帽子会主动到他房里来。工作组住在大队部。平时在这里过夜的大队干部都回去住了，把房子空出来往工作组。李欣因为晚到，留给他住的位置只有一张双人床的一半。双人床上的另一个人是县广播站编播的一个小伙子，先前县里开大会，他们常在一块搞材料，两个很谈得来。
“对你不住了啊，这个大队穷得很，找来找去只有这张床，让你们两个挤。”
黄帽子说，并没有提会上的事。
这是一张土改时从当地一户地主家里抬来的那种老式架子床，床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整块整块上好木料的雕花，宽大得像一间屋子，两个人睡根本谈不上挤的。
黄帽子又去摸床铺，说：“你们草铺得这样薄啊。草是有的，该铺得厚些，我去给你们抱些来。”说着就要往外走。
“不不。”
两个年轻人赶忙去拦他。除了按时开车，黄帽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不住李欣的。李欣觉得自己有些刻薄。
李欣低估了黄帽子。他把黄帽子的友好理解成讨好，以为黄帽子是向他示弱。其实黄帽子摸床抱稻草之类，完全是为了向李欣一班年轻人表明，他是一个既有工作上的严肃性，原则性，又有生活上对下属的无微不至关怀的领导人物。这两方面他都是极为认真毫不含糊的。
隔两天，工作组开碰头会，李欣又挨了黄帽子批评。
那天分工，考虑到老杨的身体，大家一致同意黄帽子的意见让老杨留在大队部掌握全面。最多在方便的时候，照应一下大队部所在的这个生产队。黄帽子自己则提出去最偏远的八生产队，以示带头吃苦的意思。那个生产队离大队部有四五里路，逢晚上有会，半夜要摸黑回大队部。但黄帽子作为副组长，还要管片上的工作（他跟老杨把全大队的生产队分成两个片，一个分管一片），还得有一个人专蹲八队。本来以为这会是个问题。来东方红大队的这个工作组，就两种人，一种上了年纪，一种年轻。上了年纪的怕冬天的夜寒，年轻的怕乡下的夜路。黄帽子很慷慨地带头，就基于这种担心。没想到，此议刚出，李欣就说，我去八队。倒使黄帽子有些措手不及，有些失落，仿佛自己的献身精神被人淡化了似的。其他各人都吐了口气，先前压在心上的一道难题很轻易地解开了，都很赞许地去看李欣。
李欣其实有自己的原因。从八队往里再过一道岭子就是县剧团工作组蹲点的公社，李欣的女朋友小敏也在那里。
分工的次日，工作组全体由大队书记殷道严领着，在全大队范围跑了一遍，了解政情、社情、敌情。当天晚上就按照分工，各人到各人蹲点的生产队召开群众会。黄帽子率领李欣去了八队。自己已经让各生产队干部下了通知，晚上七点钟开大会，跟县工作组见面。“七点钟”是提前量，实际预定的是八点钟正式开会。到了晚上十点钟，不说群众，就连队干部都没有来齐。偌大个生产队仓库，零零落落地坐了十来个人，除了二三队干部同黄帽子李欣凑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书案上，其他的都四散蜷在角落里，要不是不时响起的咳嗽，和一明一灭的旱烟火光，就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风从钉在窗户口的塑料化肥袋破洞和墙壁的裂缝里灌进来，扬起草屑和网尘，在空旷的屋子里打着圈。
黄帽子一遍遍地看手表。他自己见人总是介绍说那是作为战利品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很老的一只瑞士表，表面已经发黄，刻度和指针都很难辨清。他就一遍一遍地把手腕子伸到那盏一样昏暗的油灯底下去展览这战利品，又一遍一遍地让名叫“老四”的生产队长去催人。老四也不晓得到哪里转了一圈，又缩着脖子，每回都说“人就来，人就来”，但除了早已来的几个人，每回都没有什么人“就来”。眼看再不来就不会来了，黄帽子切齿说：“先前还不晓得，下面的政治工作淡薄到了这种程度。这不要复辟资本主义么？阶级斗争太严重了！”
李欣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什么“先前还不晓得”？乡下的事你不晓得？好像自己是哪里来的贵人，脚上的泥巴洗干净了几天？听你一口土话，哪个还不晓得你自己一家人在哪里扒土巴，跟这里人有什么两样呢。
“那就明天再说。明天不行，后天，后天不行，大后天！”
黄帽子后来很坚决地劈了一下手：
“我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
第二天在大队部一吃过晚饭，李欣对黄帽子说：“我先走一脚。”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这时候动身去八队，到了地方离通知开会的时间也还早得很。黄帽子因为想跟老杨商量些事，便很赞许地点了点头，心里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很有朝气，很有工作主动性的。
但是，等黄帽子到达八队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先他出发的李欣。李欣在八队的出现，是会议开始以后的事。因为白天老四发狠做了工作，这天晚上的人到得多了些，而且九点钟前后就来了。老四又去外面打了一转，回来时对黄帽子说：“没有来的怕再不会来了，都是老弱病残，夜里走动不方便。我看就这些人了，开会吧，他们听了精神，回去传达是一样的。”
黄帽子也就很不情愿很不满意地清了清喉咙，庄严宣布开会。
李欣进来的时候，黄帽子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得声色俱厉。屋里灯光很暗，他一个人的尖锐的嘶叫声显得有些阴森，听得人有些迷惘。李欣从人丛中走过的时候就听见几个凑火吸旱烟筒的人在议论：外国人偷外国人的外衣，于我们相什么干呢。更多些的人笼着手在打瞌睡。凡无劳可作的时候，乡下人好像就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打瞌睡。因此会开得就很沉闷。因此李欣的横穿会场特别惹眼，使黄帽子特别痛心。
散会回大队部的时候，黄帽子门头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终于问：
“你到哪里去了？”
“去看我老婆了。”
李欣并不想隐瞒什么。
“那你为什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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