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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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 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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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6)
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电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复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未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的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菴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后来民国十六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下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的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的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危害社会,危害国家。我听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7)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欢喜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在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国家,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稀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这番话,不过是对中国的畸形社会而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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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1)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着稀奇不得了的事了。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猬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中国人最爱对自己人闹意见,结仇恨,实在说来,都不过为一些极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没有回拜;请他吃饭,他没有列席,或者有人从中挑拨几句,就马上怀恨在心,而不肯向大处远处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报,民族国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后来常用一句话劝勉国人,我说:“自己怎么不好,也比我们的民族敌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觉悟,真正地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还怕中国民族不能富强吗?”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冯玉祥回忆录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泛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
  “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噢,噢!那么就驻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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