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偷么粼谀歉隽永铩惺焙蛞贰�6个大人，再加上我们两个小孩。
打仗、失败和胜利消息对7岁的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从报纸和电台的报道中，我知道欧洲犹太人遭到令人发指的迫害，知道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残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惨无人道已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虽然我自己的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爱和安全感，但是我也逐渐地意识到，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一个充满痛苦、死亡和残酷的世界。尽管我们非常幸运，离可怕的大规模轰炸还比较远，然而战争的迹象在我们的身边已是随处可见了。我们的父亲应征人伍，到了遥远的新加坡丛林之中。半夜里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埃里克舅舅和奥莉姨妈就出去执行反空袭任务。奥德丽顶替男子干起了农活。每天晚上都要实行灯火管制。白桦山庄外面的道路上是配备有坦克车的美国军人。其中有个美国人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后来他随部队开赴前线，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军人一样战死在疆场。
有一次，我们真算是死里逃生。那是战争进行到第四年的夏季，当时我和朱迪、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萨莉和苏西正在几英里之外的海滩度假日。在那儿，我们可以到沙滩上去玩（英国正准备对付德国人可能的入侵，大部分海滩都是连绵数百英里的铁丝网）。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我们两家孩子的母亲都坐在沙滩上。突然，我母亲万妮决定从另外一条路返回小客栈。那要绕很长一段路，我们因此就可能赶不上吃午饭了。可是我母亲万妮决心已下。我们出发10分钟后，走在一片小沙丘上，这时我隐隐约约听见头顶上方的嗡嗡声，在高空有飞机正朝南方的海面飞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一抬头，看见飞机上扔下两个黑色的东西：它们在蔚蓝蔚蓝的天空映衬下，起初看上去顶多有一支香烟大小。如果德国轰炸机未能在指定目标上空投下炸弹，它们就经常把炸弹扔在海岸边上。因为这样一来，如果返航途中遇上我们的飞机，它们就比较安全。我记得两位母亲要我们赶快卧倒，然后用她们的身体掩护着我们。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炸弹落地后产生的可怕的爆炸。其中一枚炸弹把小道上炸出一个大坑——要不是我母亲万妮的预感，我们原先就正好在那个地方。
1945 年5月7日欧洲的战争结束时，关于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可怕谣传得到了证实。报纸上登载出第一批照片。当时11岁的我接受事物很快，想象力也很丰富。尽管家里人不想让我接触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照片，他们却从来没有说不让我看报纸，也没有阻止过我。这些照片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些面部几乎毫无表情，眼窝深陷，骨瘦如柴的形象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极力去领会这些幸存者以及成千上万的死者在肉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痛苦。我记得有一张照片让我不寒而栗，那上面一具具死尸堆得像座山。我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性当中的所有罪恶面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仁慈、礼貌、博爱这些我心目中的道德观念，早被那些人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记得当时我还不大相信这种事情是真的——人怎么会对其他人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呢？它使我回想起从书上看到的有关西班牙宗教法庭①＇5＇和中世纪的所有酷刑。它还使我想起黑奴受到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有一次我看到过一张画，上面是一排排被锁链锁在大帆船上的非洲黑人，一个凶残的监工似的家伙扬起手中的鞭子站在那里）。我第一次开始怀疑上帝的本质。如果上帝真的像大人跟我说的那么仁爱，那么万能，他为什么要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受苦受难、横遭惨死呢？纳粹的大屠杀把善与恶这样一个千百年来的老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在1945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神学问题；随着令人发指的铁证不断增加，这已经成了我们必须正视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发现世界上的事情已不像原先那样分明，生活中充满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东西。那场大屠杀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发现自己必须了解纳粹和死亡集中营，于是购买了许多有关这一内容的书。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心狠手辣？在那样残酷的折磨之下，有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又是怎么能活下来的？我一生中似乎经常这样问自己。
初涉世事
我12岁那年，父母离了婚。万妮带着我和朱迪依然住在白桦山庄。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我只见过父亲几面，而且他每次回来休假只有一两天时间，所以对我的生活似乎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不过，那时候我在白桦山庄已经生活了7年。
我在学校里学习非常用功，因为我很爱学习——至少对像英国语言、英国文学、历史、《圣经》和生物学这样的课程非常感兴趣。放学回家后，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白桦山庄的上千本藏书中，有许多哲学书籍是我外公的收藏。我被这些老古董迷住了。其中有不少书是用古色古香的哥特字体印刷的。我不但喜欢看书，而且喜欢写小故事。此外我还写了许多诗歌，主要是关于大自然和生活的无限乐趣。我特别喜欢周末和假期，因为这时候我可以带“拉斯蒂”出去，到海边耸立的峭壁上去漫游，去看那长满青松的沙石斜坡。每到暮春，斜坡上荆豆花怒放，呈现一派鲜黄色，而到了夏季，那里则开满了紫红和深红色的杜鹃花。那里有许多松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和昆虫。那里是自由的天地！
有些记忆是我终身难忘的。比如，早春的时候，我在海边峭壁上的石楠树丛中观察到黄鼠狼捕捉老鼠的过程。夏日的夜晚，我目睹了一只刺猬哼哼地叫着，呼哧呼哧的嗅着，向它那个浑身长刺的对象发出求偶信息。在秋季一个神奇的下午，我看见一只松鼠把采集到的山毛榉果实埋藏起来。它冬眠中定期醒来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果实充饥。至少这是它的意图。可是，它的上方栖息着一只松鸦，每次松鼠把果实仔细藏好之后，那鸟就飞下来把果实偷走。这样反反复复达七次，而且有两次那只松鼠眼睁睁地看着东西被偷。可是它还是以同样的热情不停地重复这劳而无功的动作。有一年的1月份，我还看见雪地上有一只赤狐寻觅到兔子的踪迹，追上去，可是又没有追到的情景。
虽然我很喜欢独自跟“拉斯蒂”在一起，但我并不是个不合群的人。有时候我也跟几个女孩子一起出去玩——当时男女合校的学校很少，我上的就是一所女子学校。我们具体玩过什么游戏，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不过那些游戏都跟峭壁和沙滩有关。我们都喜欢相互挑战，去作出一些带危险性的举动，比如攀登陡峭斜坡上方的沙石坡地。有一次险些酿成悲剧。有个女孩突然开始下滑，沙石从峭壁上滚滚地落下。她吓得怔住了。虽然下滑已停止，她却僵着不动，我们好说歹说，她才挪动开来。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了教训，以后就不那么冒失了。当然，这些都为后来在贡贝的工作练就了本领，不过在当时我还不知道罢了。
大多数的星期六，我都到当地一所骑术学校去。它的主人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叫塞莉娜·布什，人们俗称她布谢尔。万妮没那么多钱让我每星期都能有马骑，所以我就帮助擦洗马鞍和笼头，清扫马粪，在农场上干点活。我干活很卖力，热情很高，所以经常能得到免费骑马的奖励。布谢尔家的马大多数是体型矮小、吃苦耐劳的新福里斯特马，是从附近森林里的野生马群中作为不合格的马被挑出来的。我骑马的本领就是骑在它们身上学会的。有一天我得到允许，骑上了一匹表演的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时候我还参加当地运动会的骑马越障比赛。接着我又得到一次去参加狩猎的机会。猎狐狸。太有趣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像猎手一样穿上“粉红色”（其实就是红色）上衣。这意味着要纵马跃过高高的篱笆和栅栏，还有狩猎的号角声。更重要的是，布谢尔显然认为我的骑术足以对付这样的挑战。我决心不辜负她的期望。
我开始时还没有考虑到狐狸。经过3个小时的纵马驰骋，我看见了一只浑身湿透、精疲力竭的狐狸，接着那些猎犬一拥而上将它捉住，把它撕得粉碎。顷刻间，我的激动情绪荡然无存。我怎么能参加这样一种残酷、可怕的活动呢？这么多的成年人，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骑车的骑车，带着一群汪汪直叫的狗去追逐一只可怜的小狐狸。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人眠，心里一直想着小时候在峭壁上看见的那只狐狸，还有狩猎中看见的那只狐狸——那只可怜的受害者。当然峭壁上的那只狐狸也在狩猎，但它那是在猎食，不是在消遣。
那次狩猎使我思绪万千。我是个喜爱动物的人，可是当时竟然想参加那样的活动，现在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假如我根本没看见那只可怜的狐狸，下一次是不是还会去呢？假如我们一直住在乡下，自己家里就有马，从小家里人就要我去打猎呢？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会不会认为这种事未必不能干？我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猎狐，看着它们遭受劫难而无动于衷，因为“恻隐之心皆被残暴所窒息”？难道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的吗？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因为我们想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想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始终存在着一些意志坚强的人，他们敢于坚持信念，敢于反对被群体接受的行为准则。不过，不适当或不道德的行为往往会因局外人的影响而改变，因为这些人的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幸的是，我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检验。与我们家交往的朋友多半是土地所有者，不是狩猎群体中的人。我脱离这种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可是我很喜欢骑马。多年之后，我在肯尼亚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