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天窗”（大约为四英寸长、两英寸宽的厚毛玻璃）中透进来的昏暗光线生长，它那充满希望的芽苞即将绽放。它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精心策划的邪恶时期的遗址上破土而出。它说明，任何邪恶的计划都是短命的。除了在地狱，哪里还能看到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象征？这个地狱就是那些心灵扭曲变态的头脑。
我原以为第二天会在静静的反思中度过——把印象中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到达一种新的体验。可是，并非如此。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克拉科夫“春天的孩子节”。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在大街上唱歌跳舞。太阳出来了。这似乎又是一个象征，它进一步加深了奥斯威辛之行对我所产生的强大震撼。
后来，我见到了亨利·兰德沃思。这仿佛给我的精神之旅画上一个句号，使我走出仇恨、残酷和难以言传的罪恶，走进仁爱和同情。战争爆发那年，他才13岁。他被强行与家人拆散。在随后的5年中，他被从一个苦力营送到另一个苦力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一比克瑙。他在自传《生命礼物》中描述了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和亲身体验到的非人道行为”。他侥幸活了下来。可是他曾经“被仇恨蒙住了双眼……像小孩那样想报仇，像我受到别人伤害一样去伤害别人”。他最终的逃脱很有神奇的色彩——他和另外两个犹太囚犯原本要被押去枪毙的，可是，当时战争已快结束，那几个当兵的也不想杀死他们，就叫他们站成一排——就像亨利父亲被枪毙时那样——然后叫他们快跑。他们拔腿就跑。亨利虽然病得很厉害，头上还带着被枪托砸出的伤，两条腿因为发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成了坏疽，可是他还是获得了自由。
他和其他许多幸存者一样，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他当时身无分文，可是他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有魅力的人格和精明的生意头脑，在饭店经营上获得很大成功。接着他开始转向，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转向新的事业——帮助那些身患绝症或者不治之症的儿童实现他们的最后愿望。他意识到，许多孩子的最后愿望是能去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乐园见一见米老鼠，可是由于旅馆早就被预定出去，他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已离开了人间。亨利着手改变这一状况。1988 年，在许多大公司的帮助下，他在离迪斯尼很近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孩子村——“把世界献给孩子们”。从孩子和他的家人到达奥兰多机场的时候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一切都享受免费——住宿（每个家庭在孩子村都有自己的假日小屋）、用餐、车票；迪斯尼乐园和其他主题公园全部免费。大约两千名志愿者在孩子村当工作人员。亨利领着我参观了这个令人赞叹的地方。我看见那些身患绝症的孩子们脸上的灿烂笑容。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们可以忘却住在医院里的那种痛苦与恐惧。他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们那些常常感到愧疚、感到被冷落，或者两种感觉都有的兄弟姊妹，现在也觉得受到了特殊的待遇。父母亲——有时候是祖父母或者叔叔阿姨们——都可以稍微放松放松，跟能充分理解他们的人谈论他们的痛苦和问题。那里还有个类似小教堂的地方，家长可以去那里祈祷，或者在里面坐下，冷静地面对既成的事实。那里面还放了个本子，供人们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我随手翻看了一段，上面的大意是，主啊，克里斯托弗是个好孩子，他一直很勇敢。他很快就要到您身边去了。请代我们照顾他吧。我们非常爱他。这是孩子的祖母写的。
亨利创建了一座爱的殿堂。那是真正的爱——我看见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看见他、还有那些孩子们闪烁的目光。“把世界献给孩子们”的魔力有时候导致了奇迹的发生。许多父母写信说，孩子到那里去所得到的欢乐和喜悦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有些孩子甚至完全康复了。
亨利在他的书中说，在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失去了与自己精神方面的联系，“放弃了上帝，因为我感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是怎么重新信仰上帝的呢？他怎么看待在死亡集中营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和那些病魔缠身的无辜孩子所遭受的痛苦？这些与公正、至仁至爱的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亨利写道：“一颗真正破碎的心，一个被无可奈何抛弃的生灵，到何处去寻找希望？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是什么东西使得他继续生存下去呢？肯定是上帝……否则还能是谁呢？”
50 年了，纳粹大屠杀的恐怖一直在我心中难以磨灭，酷刑与死亡的情景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的烙印从来就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去奥斯威辛和比克瑙的参观使我内心的痛苦得到一些宣泄。我认识了亨利，对他的勇气和成功极为钦佩。这对我有莫大的帮助，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必须与过去达成妥协，与自己内心的一些黑暗阴影决裂。在这一精神旅途上，我明白了，虽然我疾恶如仇，可是我的大脑能力有限，有些事情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我指的是那些故意或恶意残酷对待人和动物的罪行。虽然我仍然要不断与之作斗争，但是我不必对它在我们身上的存在进行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模模糊糊地从镜子中”观察。
所以说，从几个原因来看，这一精神之旅是我在时空中精神朝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新的起点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尚且健在的人的书，这样的书应该如何结尾呢？死是个非常方便的结局，即使我们跟西雅图酋长①＇1＇一样，认为“死亡并不存在，它只是两个世界的交替变化而已”。可是，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结束这本书。
此刻我正坐在白桦山庄。在外面那个可爱的园子里，树还是我小时候见到并且爬过的树——当年在树上我曾遐想过人猿泰山和非洲。我突然会被有些事情或者有些声音下意识地带回过去，一时之下我又变成了孩子。我走进洒满阳光的园子里，又一次听到苍头燕雀或者紫色鹩哥的呜叫。那只在园子里经历了60 个寒暑的灰色石蛙依然伏在那里。它附近那只供鸟儿嬉水的古老菊石浅盆依然如故。那只沉重的草坪石磙的把手已经朽烂。丹妮曾用它压平草坪上的坑坑洼洼，把那些草压得伏贴一点。厨房里那些刀具都是设菲尔德钢具厂生产的，其中有一把骨柄刀，埃里克舅舅经常把它放在磨刀石上磨。现在的简·古多尔和很久以前那个小女孩是通过什么相联的呢？有人说，那只不过是存储在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中的一系列记忆。从我出生到现在，有没有人们所说的“灵魂”与我在一起呢？一种与大脑没有关系，甚至与思维也没有关系的东西？一种把我和我感觉到的存在与我们周围的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认为我是有灵魂的。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对我说我有一个老的灵魂——换句话说，一个经历过多次转世重生的灵魂。如果有转世这样的事情——我信其有——那么他们所说的就不无道理。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样。我今生今世是没有把握的了。不过我可以相信，我们神奇的大脑的确把我们的记忆存储了起来。这本书就是根据回忆写成的，是我从大脑的记忆库中挖掘的，为的是与那些愿意看的人共享。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它被分成了一系列界限非常分明、但相互有所重叠的阶段。开始是准备阶段，从总体上说，是为生活做准备，具体地说是为非洲之行、为研究黑猩猩做准备。当然我现在仍然在做准备，是为我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准备。第二阶段是最能引起我怀旧情绪的，是寻找和收集信息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在森林中研究黑猩猩，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对这种神秘动物的了解还在不断加深。第三阶段是做妻子、做母亲、抚养儿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仍在研究分析黑猩猩并出版了研究成果。我认为，把我所获得的信息与人们共享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皈依”之前，它却从来没有成为我生活中的动力。这一共享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点，并将通过书籍等形式使之在我死后得以延续。至少我希望如此。
我到各地的讲学就是这种共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可是，与此同时，我可以到世界上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接触到新的文化，尽管时间非常短暂，但却使我在智力与精神方面得到了充实。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人，他们都给了我鼓舞和力量。每次讲学一结束，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进行签名售书。这无疑起了促销作用。这对简·古多尔研究所的资金筹措，对信息的传播都很有好处。可是，它的重要性还不仅限于此。我还在节目单、入场券、小册子以及人们20年前购买的书上面签名。我认为这段时间很重要，因为它使我有机会和部分听众接触。那些排队等候的人有时要等上两个多小时（最多的等了4小时10分钟）。他们给了我力量，这是我急切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讲学过程中，我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我感到自己“空”了，也“冷”了。曾经在讲学过程中帮助我的一名志愿者说了一句一语中的的话：“那些人在给你以营养，对吧？”是的，正是这样。我竭尽全力把我的信息传达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不仅把我的话听进去，而且把它记在心里。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灵都生活得更好。所以，每当有人在听讲之后走上前来，从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就可以看出，我的信息的确打动了他们，帮助了他们——是的，他们在给我以营养。
我发现所到之处，无论是来自什么文化的人，在听了我所讲的东西之后，都有到我身边来的，有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饱含着泪水。我以前一见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