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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对《圣经》有保留看法，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特别是《旧约》中的一些精彩故事。外婆有一个功德箱，打开它的盖子，就可以看见里面一个个小纸卷。只要用一只专门的镊子，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后就可以读到《圣经》上的文字。那里面最多不超过30张，不管谁去抽取，都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排解和安慰。其中对你提出挑战和让你采取行动的为数很少。所以我决定自己另外做一只箱子。完成这件事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那就尽可能把它做好。”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不大清楚，不过它部分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我竭尽全力建造自己的圣经箱。为了使我所选择的文字比较全面，我从头到尾通读了《旧约》和《新约》的全部内容，从中摘录了我认为合适的文字。我把它们工工整整地誊写在四分之一英寸宽、三四英寸长的纸上。写好之后，我就把它们紧紧地搓成小卷，然后放进6只火柴盒里，再用浆糊把火柴盒粘在一起，变成一个由6只抽屉组成的小柜模样的东西。每只抽屉上装一只小铜环，一拉就开。每个抽屉里有大约20段文字。最后，我用墨绿色的纸糊在外面，再在顶上贴一个小而精致的耶稣诞生图。
做盒子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主要是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上做的，因为我想对家里其他人保密，想给别人一个惊喜。盒子做成的时候，正赶上圣诞节。我把它当作圣诞礼物放进外婆床头的长筒袜。在我和朱迪还没有意识到圣诞老人其实并不存在之前，我们总是动手制作或者攒钱买一些小圣诞礼品，这样家里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那天一大早我们就给每个人端上一杯茶，接着把给他们的礼物很快放在他们的床头。外婆拿到那个圣经盒之后爱不释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只要令她感动的事情，她都会流泪。我们一家人都有这种情绪。我们称之为“哭鼻子”——这是约克郡的土话，外婆小时候就这样。
那个小盒子我们至今还保存着，而且经常打开它的小抽屉，从中抽一个小纸卷，读一读上面的内容。我喜欢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抽出来的东西是安慰、鼓励还是规劝。我那天早上抽出的是：“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约伯记》37：14）我让奥莉抽一个。她抽到的是：“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路加福音》12：6）万妮抽的是：“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22： 17）。
我认为，我喜欢看《圣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许多章节中那诗一般优美的语言——现代的版本中许多优美的语言已经不复存在。我喜欢诗歌，读过许多诗作。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可是我当时对弗朗西斯·汤普森、济慈、莎士比亚、弥尔顿、罗伯特·勃朗宁和艾尔弗雷德·诺伊斯的作品却情有独钟。还有像鲁伯特·布鲁克和威尔弗雷德·欧文讴歌战争的诗作。我还喜欢沃尔特·德拉·梅尔的作品。由于我们买不起新书，我常常在旧书店里一泡就是好几个钟头，在诗歌作品的书架上浏览。我喜欢那些柔革面图书的手感，只要钱够了，凡能找到的我就买。我所买的这种装帧的书——都是我所崇拜的诗人的书——在我房间里有整整一排（如今这些书都放在白桦山庄的起居室里）。有多少个夜晚，我手捧这些诗歌一直读到深夜——有时候写我自己的诗，因为我当年曾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英国的桂冠诗人。我早年所写的那些诗歌主题多样，有一些是出于消遣，可是有很多都凝注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宗教精神主题的兴趣，像《野鸭》，就是其中一例。
野 鸭
一只野鸭从太阳前飞过，
从我的眼前直接飞过。
它展开坚强有力的双翼，
振翅朝大海方向飞去。
我看见它那明亮的眼睛，
因为它飞得离我很近；
映衬着落日余晖的异彩，
它的羽毛是那样绚丽。
它的翅膀奏出美妙乐曲，
我听出那是飞翔之音。
美妙动听的乐曲打破了
夜幕降临之前的宁静。
我感受到它胸中的激情，
因为它飞得离我很近。
我的胸中也奔涌激荡着，
由欢乐而产生的同情。
美丽的沙丘；美丽的夕阳；
还有那只野鸭——和我。
在苍穹之下，有一种精神
正在永无休止地传播。
显而易见，我开始感到自己是受制于某种伟大而统一的力量。我会因为有些事情非常高兴，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心中奔涌着欢乐的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心境因何而产生：抑或是特别美丽的夕阳；抑或是立于树下时，见太阳冲破云层，听鸟儿在啁啾；抑或是置身某个古代教堂的静谧气氛之中。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某种巨大精神力量的支配——上帝的力量。在人生道路上，我逐渐学会怎样从这种力量中汲取力量。这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在必要时，它能使我从垂头丧气中重新振作，使我疲惫的身体再次充满活力。
这时候，立志当诗人和烈士的我很快就要毕业离开学校了。我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家是没钱供我上大学的。要想拿奖学金，外语必须很好（而我的外语不好，现在仍然不好）。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很好，上大学却不是我的选择。我的一个姑妈和姑父曾经邀请万妮和我去德国小住，因为德国战败后，我姑父迈克尔在英控占领区的行政当局工作。我想万妮希望我去德国能明白一个道理：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对德国充满仇恨，许多德国平民百姓还是善良仁爱的。
到德国后，我们去了科隆。这座城市也像德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在战争中遭到盟国的猛烈轰炸，已成一片瓦砾。看到这片废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我突然发现，断壁残垣中屹立着完好无损的科隆大教堂的尖顶。我觉得它象征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由于一个人的称霸野心，整个欧洲被推人战争的血海，这座一度非常美丽的城市因此横遭浩劫，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人间的罪恶。这景象使我终身难忘。这种强烈的象征与我在伯恩茅斯所聆听到的那些布道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到英国后，万妮劝我接受秘书工作培训，因为她觉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当秘书的工作。可是我仍然想旅行，想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去，去研究动物。除了看诗歌和哲学方面的书籍，我继续看一些有关动物的书。非洲仍然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意识到万妮说得对——接受秘书培训可以使我有机会去非洲。于是我去了伦敦。我当时19岁，用现代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天真的19岁。生活在伦敦是一种奇妙——非常单纯——的经历。有时候我会一连几小时泡在艺术博物馆，尤其是泰特画廊里。有时候我会去听古典音乐会。在吃午饭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结交了一些青年男子，跟他们谈情说爱，他们还带我去吃饭，去看戏。当年的小伙子请姑娘出去，如果要姑娘自己掏钱，他会觉得很没面子。这倒是件大好事，因为我的手头很不宽裕。这就是说，如果有人请我去吃饭，我自己就不必花钱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顶多也就是一块香肠面包卷而已。如果晚上不外出，我的晚餐常常是四分之一磅的水煮大白菜（最便宜的蔬菜），加上一只苹果，或者一块企鹅牌饼干。
尽管伦敦的生活丰富多彩，尽管在艺术画廊和博物馆里能学到许多东西，我还是想受到正规教育。我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上了大学，我觉得自己有点比不上人家，我也梦想能上大学。所以我就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免费夜校课程。我选修了新闻和英国文学。英国文学讲授的是迪伦·托马斯和T。S。艾略特的诗歌欣赏。我还参加了每周一次的神智学。我对这门课上讲到的佛教中的“业”①＇6＇和“转世”的概念很感兴趣，因为我还在冥思苦想着那场可怕的战争。如果“业”真的在起作用，那么希特勒和纳粹就会以未来的某种生命形式来偿还他们所造下的罪孽，而那些在战场上喋血的和那些在集中营被折磨致死的人们，也许会因前世的苦难而得到回报，比如在来世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抑或进入某个天堂或者乐园。我从来就不相信，上帝只给脆弱的人类一次机会——不会因为我们在世的时候是失败者，就把我们送进地狱。毕竟，在永恒这个背景下，人的一生是极为短暂的。所以说， “业”和“转世”在我看来是符合逻辑的。
给我们讲授神智学的女教师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大多数男青年学生都一厢情愿地爱上了她。我也觉得她很了不起。她能把一个小小的想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经常强调不要陷入被她称为“循环思维”的套路，这样我们才能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她解释说，循环思维就是那种总在头脑里反复出现的思维过程。想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