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对前途感到迷惘。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覆灭,迟群、谢静宜也未能逃脱法网。10月16日,北京市委派出联络组进驻清华,宣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贰阜纾醣峭耆返模遣荒芊…案的。联络组后来更加具体地传达了市委的意见:聂元梓、蒯大富不能贰福涣醣⒑味荒芊…案。
苏:市委联络组的这个决定,让您一直拖到1978年11月才平反,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刘:“四人帮”覆灭的消息传来时,我当时在工厂劳动,工人们特别高兴,特意跑到车间来向我祝贺,跟我说:“刘冰,这说明你是对的。你这个事情该解决了。”可是后来市委联络组来了清华,一宣布这个决定,他们就觉得奇怪了,说:“这不对呀!过去‘四人帮’在的时候,你是因为反对迟群、谢静宜被下放劳动的,现在‘四人帮’覆灭了,说明你们是对的,怎么你和何东昌还不能贰福吭趺椿购湍粼鳌⒇岽蟾坏韧鹄戳四兀俊�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5)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考虑过后,我的思想就很清楚了,这和一把手有很大关系。对华国锋这个人,我没有接触,不了解,但我知道他的资历,他是“三八式”干部,南下干部。那时候人们唱这么一首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当时我想,他突然成了国务院总理、党的主席,兼了很多职务,马上就好像跟毛主席一样了?我心里犯嘀咕。当时叶帅,还有后来出来的小平同志都认为他年轻,能担当大任。老同志都相信他,我也就觉得应该可以。但是后来,他做的一件事情有些过火。他出去视察工作,海军很多舰队去欢印馕换飨揖途醯糜幸恍┕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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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
苏:“###”前后,当时您有何见闻?
刘:当时我在医院养病,后来派到大兴劳动改造去了。再后来,我被派到校办的机械厂做钳工。天安门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那里得到的。当时还有一些学生也在厂子里面。清华是工科学校,厂子是清华自己的,有些学生在这里实习。我从他们嘴里也得到了一些消息。当然,还有熟悉的一些人,譬如从家里的人、邻居那里也能听到一些消息。
苏:他们都怎么说的?
刘:因为学校里不准悼念周总理,师生们到天安门去参加悼念活动都是冲破封锁出去的。4月3日晚上,有几位学生冲破迟、谢的严密封锁,步行到天安门,献上直径两尺的大白花,挽联上写着:“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狱哭煞几只烛正昏。”他们在天安门前发表演讲,怀念周总理,控诉迟、谢,引起了广场千万群众的共鸣。迟群后来把这几位大学生定为“反革命”,并在清华大学里大肆追查“反革命分子”、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清华大学机械系有一位党员教师,叫作白新桂,在“四五”前夕,每天默默地往返于天安门与清华园之间,他一个人每天清早出发,晚上回家,恕膊凰担ヌ彀裁藕屯蚯褐谝黄鸬磕钪茏芾怼N吮硎径缘舜蠼愕闹孕奈课剩刻於及烟彀裁殴愠∩纤衔詈玫氖食…写下来,分别整理,分次寄给邓大姐。1977年春节,邓大姐把这位教师接到中南海的家里,感谢他对周总理和自己的一片深情,并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邓大姐还询问白新桂清华的情况怎么样?刘冰的情况怎么样?白新桂说:“他现在挺好。”当时刘达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尽管我还没平反,清华党委已尽一指戳俗橹叵担丫…不劳动了。白新桂回校后,专程来我家,转达了邓大姐对我的关心。我也很感谢邓大姐的关心。
支持我的两条线?
苏:您和胡耀邦、纪登奎等同志的关系似乎不错。
刘:是的。在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1'一书中,吴德说,毛远新曾对倪志福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纪登奎实际上是支持我的,1975年1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坐在我的前排,胡耀邦和我坐在后排,会议开始前,纪登奎转过身来,和我握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
但吴德并不是。我两次转信都同时给了吴德,希望能向吴德汇报情况。但他并没有接见我。在《十年风雨纪事》书中,吴德说,他接到我的信后,他曾尽页佟⑿唬盟钦椅姨富啊S炙担偃夯厝ズ臀姨福惶妇吞副懒恕T趺刺副赖哪兀克凳且蛭偷强呐湍稀�
我和纪登奎在抗战期间,都是做青年工作的,解放初期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书记时,纪登奎任许昌地委书记,我们互相之间来往较多,比较熟悉。纪南小名叫南南,她在清华学习,工农兵学员,礼拜天她常来看我。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6)
吴德说:纪南问纪登奎,迟、谢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告诉纪南,说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健嗟热烁恪叭敕ⅰ保磁帧⑴住⑴吆竺牛飨懒恕U尉忠蠼飨呐鞠路ⅲ…青、张春桥提出为保护青年干部,不要下发,可在个别文件里点一下这个事情,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
吴德说:纪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对迟、谢的意见更大了。于是,双方就谈崩了,好像我知道这个8号文件的事情。南南确实礼拜天来看我了,只说了一句话:“刘叔叔,我爸爸要我告诉你,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并没有说8号文件!这是其一。其二,迟群根本没有找我谈。吴德的书中那么写,好像他在做双方的工作。
不过,吴德确实把我的信给了纪登奎,可能是第一封信。怎么给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时任北京市城建委书记杜春永告诉我的,杜春永曾任河南省工会主席,我是河南省团委书记,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我之前给吴德送信后,曾尽嫠吖滴蚁衷诠ぷ骱芾选H缓笥职殉佟⑿坏那榭鲆约白诺氖虑楦盗怂怠K担獾禄岽淼摹:罄矗钕饶钤诠裨赫倏艘桓龉赜诒本┦谐鞘薪ㄉ璧幕嵋椋偷强⑽獾隆⒍糯河蓝疾渭恿恕;嵋橹屑湫菹⒌氖焙颍偷强识糯河溃骸霸诤幽瞎ぷ鞯睦贤净褂兴…呀?”杜春永说:“刘冰就在北京工作。”纪登奎说:“他我知道,他身体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杜春永说:“他工作上有些困难。”纪登奎说:“身体没什么问题就好。刘冰给吴德的信就在我兜里,我还没看。”
也就是说,吴德给纪登奎看这个信,这是真的。但吴德说他让迟、谢找我谈话,没这个事。因为没跟我谈,更谈不上后来我和迟、谢谈崩了这一事。纪南也并没有说8号文件,我根本不知道中央的8号文件。
苏:跟许多老同志访谈,我感觉,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刘:吴德确实和“四人帮”不完全一样,但他是有严重错误的。他和“四人帮”不同,有功劳,就是抓“四人帮”的时候,他接受了在北京的任务,抓了迟群、谢静宜。但是,他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苏:有一些老同志认为,吴德在“文革”期间很不容易。
刘:这是他们的看法。你问问别的同志,王汉斌、彭云、张大中他们,对吴德是怎么个看法?
苏:谈到北京的1978年,怎么也绕不开吴德。他是一个特有的人物,不会和“四人帮”扯在一块,但也不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他有自己的想法。
刘:对。1978年6月邓小平对刘达说我的问题解决了,要北京市委安排我的工作,但刘达给他们传达之后,北京市委没有反应。我想可能和他有关系。当然,那时的他可能也顾不上了。
对邓小平同志长久以来的崇敬和信任
苏:您和邓小平之前认识吗?
刘:我让小平同志转信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我过去长时间以来对小平同志形成的一种崇敬和信任。
抗战期间,我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自己的领导非常优秀,那时我们常说:我们刘伯承师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军事家,蒋介石都承认的;在八路军三个师中,我们邓小平政委是最年轻的师政委。他那时候才36岁,威信很高。
第一次当面见到邓政委,第一次听他讲话,是1940年冬天,反“扫荡”的时候,我们不断转移,后来在太行山涉县境内一带的村庄住了下来。有极少数同志耐不住饥饿在群众未收完的田里挖土豆、萝卜吃,违反了群众纪律。
这一天,我们校政治部几位同志在屋子里开会,我们随营学校杜义德副校长领着邓政委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邓政委来看大家来了。”我们惊喜地立即起立向邓政委行军礼。“都站着干啥子!坐下嘛!”他大声说。我们都笑了,气氛立刻轻松。他说:“几个洋芋(土豆)、萝卜看起来不算啥子,其实是大问题噢!军民关系的大问题噢!问题出在战士、学员身上,你们领导、你们政治部有责任噢!说明你们政治部平时政治教育工作没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见到他,英俊、干练、严肃,话不多却一针见血,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而威严。整整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