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试点，推动了全国公安调研工作的开展。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2）
第二，罗瑞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他在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不久，就提出公安局这样的大机关没有政治机构是不行的，立即成立了市局政治部，加强全局的政治工作；其二是封闭妓院，把妓女从火坑里救出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他具体部署改造工作，作出了贡献；其三是取缔反动会道门、查禁烟毒犯；其四是镇压反革命，以北京为试点，推动了全国镇反运动的开展，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并批转北京的报告供全国学习；其五是把在押的犯人组织起来搞生产、办工厂、办农场，通过劳动改造，让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人，这是当时副局长冯基平的主张，得到了罗瑞卿同志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并由公安部通报各省市学习。我略举的这几例，说明罗瑞卿同志虽是兼任局长，但却是真抓实干的。
我的发言像是捅了马蜂窝，成了造反派手中的把柄，他们批判我中毒太深，要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错误”。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置之不理，以沉默表示抗议。造反派被我的这种行为激拧耍钗摇白傲餮疲ё琶靼鬃昂俊保晕医幸淮斡忠淮蔚呐罚也桓某踔裕且簿痛锊坏剿窍氪锏降哪康摹�
1978年5月，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同志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死于工作岗位。我将此噩耗及时报告了罗瑞卿同志，罗当即表示要参加追悼会。我对他说：“您腿不好，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方便，送个花圈，转达您对家属的问候就行了！”罗瑞卿同志一再坚持要参加追悼会，送曾尽ο啻Φ恼接眩赐⑽课室幌滦舷嗌镜募沂簦枰员硎舅乃寄钪椤�
那天，他坐着轮椅来到了八宝山，参加邢相生同志的追悼会，并一一慰问了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很多在场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市公安局的广大公安民警对罗瑞卿同志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崇敬的心情更是与日俱增。我对罗瑞卿同志“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的想法，不仅反映了我的看法，其实也代表着全局广大公安民警的看法。可惜的是，罗瑞卿没过多久，也离我们而去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完全是凭空捏造
苏：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彻底平反，据我所知，“文革”期间，您为此遭受痛打，也没有妥小�
刘：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1966年9月，康生尽幌盗械牟呋蠖葱牛芨�1936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发表“启事”出狱，是“自首叛变”，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接着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陈伯达、健嗟鹊酱χС趾煳辣径氛庑┤恕�1967年3月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认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的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就这样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而且在全国掀起一股揪“叛徒”之风，使许多党员、干部遭到迫害。
1968年2月，中组部专案组诱逼部里的一位同志与我当面对质，让我承认是“刘涌奉浴本┦泄簿志殖し牖降拿睢保泄亓桓鋈说牡形钡蛋附桓怂缶…他转手交给安子文销毁的。为此中组部专案组对我进行审讯，拿出了他们编造的所谓证据，并不时地用坐牢杀头相恐吓。他们采用指供、诱供、诈供、逼供等办法，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便不断升级加压，从开始的推推搡搡，发展到对我采取揪耳朵、坐“喷气式”、罚站、熬鹰等方法，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仍一无所获。
我当时受尽了折磨，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在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情况下，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浴颍骸傲蝗伺淹郊牛耆俏芟萜究漳笤欤揪兔挥心敲椿厥拢 闭馐股笱段业娜耍任蘅赡魏危植坏貌晃业母找恪⒓嵴甓床健Ｋ浅莆沂恰耙豢橛钟灿帜芽械墓峭罚 薄Ｕ怯捎谖壹岢至耸凳虑笫堑奶龋挥兴蛋刖湮バ幕埃攀箍瞪ⅰ八娜税铩逼群λ健傲蝗伺淹郊拧钡囊跄蔽慈〉霉丶缘闹ぞ荨�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3）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案”得到彻底平反。安子文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由淮南回到北京。不久，安子文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去党校探望他，我们见面后紧紧握着手，许久许久，恕菜挡怀鲆痪浠埃仪椴蛔越厝壤岫峥舳觯沧游耐疽布ざ醚劬κ罅恕�
“文革”后，当初与我面对面的中组部同志，曾两次来信承认对我这个老同志、老朋友犯了莫大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
当时的社会治安并不好
苏：北京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怎么样？
刘：当时的情况不太好，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激增，特别是青少年刑事案件，让人痛心疾首。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主要还是“文革”造成的。
“文革”前夕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创造了历史上最好水平。广大群众拍手称赞，国际友人也赞扬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这是因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首都公安保卫部门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把各种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和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掌握起来，做到对社会治安的隐患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预防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对已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也能迅速查清破案，从而把首都的社会治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里面哪里有气泡、杂质，都可以一目了然。北京市的整个公安保卫战线，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各项业务工作由于情况清楚明白，措施得力，都突飞猛进，做得越来越主动。拿户口管理工作来说，基层公安机关对社会人口的了解，在浴械幕∩希…过一年努力，到1959年，普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派出所，对管辖区全部人口的了解，达到“四知”（即知工作地址、知通讯方法、知家庭情况、知现实表现）要求的，占97％，可谓了如指掌。有的分局，一年里逮捕、管制和劳动教养的犯罪分子中，根据对社会人口的了解而处理的，占96％。
这样的治安情况到“文革”前夕，到达顶点。可是打倒一切的“文革”一来，社会治安就混乱了，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多。“文革”长达十年，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不仅砸烂了公检法，打乱了公安保卫战线，而且人们遵纪守法的概念也完全没有了，即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恶果还不能很快消除。
苏：怎么打乱的？
刘：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的工作要求，成了集中攻击的目标，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硬说要把北京搞成没有一个敌人，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没有一起案件的世外桃源，迷惑了许多天真的不明真相者。其实1958年市委在有关文件中，开宗明义就专门解释了“玻璃板、水晶石”的意思，是“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一清二白”，是要走群众路线，尽可能地多了解情况，变被动为主动，减少产生治安问题的社会浴颉８静皇撬撬档恼饷椿厥隆�
在林彪、健喾锤锩拧俺沟自依霉旆ā钡暮平僦校本┦泄簿值母删馐艿搅直搿ⅰ八娜税铩焙涂瞪⑿桓恢巍⒘醮碌鹊牟锌崞群痛莶校汕У奈薰纪颈豢凵夏胗械淖锩ǚ锤锩拚饕宸肿印⑴淹健⑾中刑匚瘛⑷捶肿拥龋械谋还亟思嘤械谋凰偷搅肆枷缂杏醒峡岬纳蟛椋皇锥脊不氐淖橹贡辉依昧耍嗄杲⑵鹄吹墓不〖案飨钜滴窆ぷ鞅淮莼倭耍欢游楸淮蛏⒘耍枷氡桓懵伊耍桓愠袅耍嗣窬煊肴嗣袢褐诘挠闼叵当黄苹盗恕�
结果，公安保卫战线的工作被弄成情况不明，两眼一抹黑，工作很快陷于被动，社会治安秩序日益混乱。歪风邪气泛滥，坏人坏事横行，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破案率急剧下降。群众失去了安全保障，连年处于“离家不放心，上班不安心，走路也担心”的状况。这样的情况，在1978年还是这样。通过首都公安保卫战线几年的努力，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的社会治安情况才逐步好转。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4）
对来信来访怎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刘：看到这一切，我作为一个老公安，怎么不感到痛心呢？“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要清查，犯错误的同志要挽救，冤案要平反，政策要落实，公安机关的工作和优良传统要恢复，在这样繁重的任务面前，我怎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呢？我虽然是顾问，也应该积极主动，小澄龊霉ぷ鳎值Ｔ鹑巍�
1978年5月，贾庭三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工作、落实干部政策。在公安系统的清查工作中，我小蟛榱舜蟛糠种氐闵蟛槎韵蟮牟牧希胁磺宄奈侍猓笆碧岢隼矗矣泄赝静橹ぃ晃俗龊梅噶舜砦蟮耐镜墓ぷ鳎仪鬃哉宜翘富埃镏翘岣呷鲜叮渌枷耄登逦侍狻Ｔ谘芯慷ò傅墓讨校胰险嫜傲松霞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