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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生活的勇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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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吴跃农《陈独秀狱中趣闻》也很有意思。1933年陈独秀第五次入狱，被国民党判了八年。南京老虎桥监狱不许他看书看报，不许探监。陈独秀暴跳抗议，典狱长冷笑说：“对你就要这样来收拾，你想搞乱青天白日的天下，这就是后果。”陈独秀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份，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妈，不取消三不准，老子操你们这帮混蛋狗娘养的！”狱方终于屈服，陈独秀就把牢房变成了图书室和会客室。他跟刘海粟谈艺术，跟好哥们谈女人，而且比他小29岁的夫人潘兰珍来探监时，竟然留宿不走，他们在牢房里寻欢作乐，过夫妻生活。
——以上段子均摘自孔庆东新作《生活的勇气》，200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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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纪念“一二·九”？（1）
斗转星移，东博书院成立一周年了。不知不觉，我的生命又暗暗销蚀了几十分之一。我想起鲁迅很喜欢“坟”的意象，那是埋葬，同时也是纪念，我们因此而知道，自己曾经生活过。
一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我袖手徘徊在北京郊区的一条黄土路旁。尖锐的冷风吹起残叶，夹着粗细不等的黄尘，反复扑打着我无泪的脸颊。前瞻后望，都不见一点车踪人影，只有这细长的黄土路，软软摊放在灰黑的大地上。我就在这没有生命的肃杀世界里，蜷缩而行。既没有醉侠的豪迈，也不见过客的神勇，倒是颇为近似一个想在工地上偷点猫沙的下岗流浪汉了。
就在此时，新浪的编辑打来电话，用温柔的人的声音说：“我们给您开了一个博客。”我问博客是什么东西，答曰你上去就知道了。说句不正经的笑话，这很像傻小子娶媳妇儿，他问媳妇儿是什么东西，媒婆说，你上去就知道了。我当时的心情，是狼窝虎穴都可以闯的。于是，便上了这艘贼船。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十二月九日，东博书院就天然地跟“一二·九”发生了关联。
后来的情形，大家都可以在书院里看到了。书院的轨迹，同时记载着自己的历史，正如受伤的东北虎在雪原上前行，鲜血滴落在步步走过的每一朵洁白而硕大的梅花里。
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一边养伤，一边工作。于是我收获了很多快乐，结识了很多不曾谋面的新朋友。我知道了什么是博客，而且成为博客界的名士，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现象”。我不会使用任何技术软件，不曾雇用任何写手，也不曾叫骂过任何新老名流，就靠自己一个脚印一朵梅花的耕耘，东博书院的点击排行进入了前100，又进入了前50，前30，前20，最高达到过第17，现在点击总数将近700万，这真是奇迹。但我以为这又似乎不大正常，学者作家的关注率不应该这么高的，文体明星、工商富豪们的博客应该把前100名占满才对，大家都关心文学和思想，说明社会不太平。总在前100名里盘踞着，不但容易诱发自己的虚荣心，而且言多必失，一旦说了错话，会误导很多人的。
但人间总还是有大碗大碗的温暖，源源向我送来，使我难于罢手。我在此向所有关注过东博书院的朋友，表示不加定语的感谢。记得书院初期，曾有陈嘉映先生、蓓蓓女士、牧羊女小姐等热情辅导，教我怎么做首页，怎么复留言。那位牧羊女有段时间天天来抢沙发，让人又乐又气，现在好像工作忙，不怎么见面了，也许是换了名字。蓓蓓女士是位博士生，夏天毕了业，还结了婚，去了上海。后来有了高三·九班，求实、分钟、满庭芳、爱跑跑、心平、宇航、小三、小顺子、心慈、冰山来客、月移、月移她爹等朋友大力襄助，令我大有黄袍加身的惶惑。还有那些来批评我、批判我、包括谩骂我的，我今天都一致表示感谢吧，人生难得是缘分哪。记得有位“特立独行的猪”，还有“阿七”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生命的印记。那位“越战创伤”，跟他们盘肠大战，杀得天昏地暗。今日想来，真有“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意味。上半年还发生过南京媒体误以为我侮蔑南京的征讨，和清华研究生打电话失礼反诬我骂她的撒泼等等趣闻，都是足资证明当下中国的道德境况的。
东博书院就在这样的风日里长养着。我有空勤写，没空少写，出差了不能写。但朋友们总惯着我，随我怎么写，都有理解的声音。总有人看不起80后，但我知道，理解我的人群中，多数是80后。我们60后年轻时也有偏激处，我念本科时，也曾站在北大知识分子的狭隘立场上，说批判马寅初是什么“错批一人，多生三亿”，说什么毛泽东只懂战争不懂经济，那不是读书还不够多，还没有系统研究过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嘛，而且最重要的，是接触社会太少，没有将三山五岳的理论与中国人民的本土生活结合起来嘛。我相信，80后中会成长起比我们60后更有成就更有出息的民族栋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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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纪念“一二·九”？（2）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标题中讲的如何纪念“一二·九”的问题了。我以为，“一二·九”运动的精神核心不是反对国民党，也不是反对日本人、美国人，“一二·九”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是，知识分子必须与民众相结合，必须深入民众，团结民众，既要学习民众，也要教育民众。当前的中国，成就不小，麻烦颇多，矛盾很深，隐患极大。其根本原因，不在姓社姓资，也不在人口资源。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机器虽在，但国家垮了；组织关系虽在，但组织没了。工农联盟推倒了，城乡对立尖锐了。人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前现代，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内不能抗腐败，外不能抗列强。要不是靠着儒家的孝道观念，几亿年青人主动为国家分忧的话，那几亿老工人老农民恐怕就得活活饿死。而当这几亿青年人退休后，养活他们的只有两亿子女，中华民族又多了一重危机。
骂政府专制腐败固然痛快，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骂民众愚昧落后也有道理，但更于事无补。鲁迅的主要笔墨不是批评政府和民众，毛泽东也是。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真正“组织起来”的关键，在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壁垒。不要以为读了几天书，就知道真理了，就不是俗人了，就可以随便教训人了，就谁都对不起你了。世界上所有强国，都是高度“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起来”，不一定要靠政府，不一定要等政策，而应该依靠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的那点良心，主动地关心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毛泽东虽然说过“你们要关心天下大事”，但由于封建帝王思想作怪，他实际上替我们包办了天下大事。他自己搞得挺累，大家还不领情。今天，正是需要，而且也有可能，让我们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走向民众了。
眼前出现了影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站在车头号召民众的一幕。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号召起了整个民族，用我们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赶走了东洋西洋鬼子，建设起了两弹一星铁路大桥油田水库和遍地学校操场医疗站文化馆的现代新中国。今天，我们吃完了涮羊肉和水煮鱼之后，干点啥呢？
以此纪念“一二·九”，还有刚满一周岁的，东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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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1）
2006年12月22日，在这一年中黑夜最长的晚上，在去无锡的Z1次火车中，我随手读了《人民铁道》报上的一篇短文，袁鹰的《副刊上的领袖诗》，略有几分感触。
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于1958年6月30日写完后转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因为是感慨现实生活的新作，总编想发在头版——以前主席的旧作都给发在副刊，跟一般文人骚客同样对待的。可是主席忽然说要修改，结果国庆后才定稿，10月3日发表。主席把原稿中的“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改成“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处改动，颇具匠心，由俗套改为妙语，一种庄子《逍遥游》的浩大气势喷薄而出。但另两处改动我感觉值得商榷。
一处是原稿写“坐地日行三万里”，主席在数字上不自信，怕人家说自己是“伪科学”，便去征求了科学家的意见。科学家说地球赤道周长4万公里，合8万华里。主席就改成了“坐地日行八万里”，看上去很科学了，而且显出地球转得更快，跟下句“巡天遥看一千河”配起来，仿佛评书里夸赞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似的，很有气魄。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并不住在赤道上啊，全世界人民大多数都不住在赤道附近的热带，而是住在回归线两侧的温带。主席自己住在北纬40度的北京，中学生朋友给算一下，他老人家每天跟着地球免费转一圈，恐怕是“三万里”更接近实际吧。所以这处改动既没有更“科学”，也没有增添诗意，反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地理和物理知识方面，削弱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定毛泽东不尊重科学，其实毛泽东一生最注重探索科学规律，大事小情都努力弄出个合情合理的道道，结果有时候反而因为太尊重科学而犯了拘泥的错误。比如科学家说要消灭四害保护庄稼，主席就说好吧，咱们发动群众，轰麻雀、捉老鼠，弄得鸟不聊生。过俩月科学家又说麻雀打不得，因为麻雀吃害虫，是保护庄稼的。主席便说好吧，咱不打麻雀了，光打帝修反。钱学森等大科学家指挥搞两弹一星，主席全力支持。可钱学森也发表科学小论文，把阳光照在叶子上的能量都统计进去，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虽不相信，但实际也纵容了好一阵子。
主席被科学家折腾了很多回，终于摸索出了对待这些科学家的“科学规律”，就是对于科学家的话，既要尊重，也要反思。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