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快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 现在，当电视上播放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没有道路，在粘稠的泥浆中拖拉机都出不来，每次我都会想起这个场面。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村庄和田野周围依然没有硬质路面的道路。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1）
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结果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大批人员遭到扣押。 我担任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的联络官，收买了看守大使馆的党卫军冲锋队长，成功地把电台交给了地下抵抗组织。 1941年6月21日那个不祥的早晨，在里宾特洛甫官邸门口，帝国外交部长的一辆“奔驰”等着我们——杰卡诺佐夫和我——把我们送回大使馆。从维里海姆大街拐上林登大道之后，我们看见，沿着大使馆正门口有一排党卫军。实际上，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隔绝了，电话不响了。禁止我们进城。没有办法，只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大约在两点钟，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德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埃里赫·佐美尔通知说，在弄清楚哪个国家将代表苏联的利益之前，要求大使馆指定一名外交官跟德国外交部保持联络。杰卡诺佐夫大使将这个职能委派给我，所以，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将这个情况通报给了礼宾司。 “我应该预先告诉您，”电话中对我解释说，“大使馆的代表每次到外交部来，都由看守使馆的警卫负责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陪同。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他与礼宾司联系……” 也就是说，我获准仅仅走维里海姆大街，并且得有海因曼的陪同。同时，非常重要是，必须把使馆的有关情况，以及德方有关疏散苏联人员的条件等通知给莫斯科。德国的条件是交换相同数量的人员，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帝国政府最近几个月从苏联召回大部分工作人员及全部家属之后，在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多人。而我们在德国的人数有一千左右。斯大林担心引起希特勒的怀疑，下令禁止削减驻德国的工作人员。不但如此，直到最后一天，都有新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抵达大使馆。现在，按照德国人的方式，我们仅有一百人可以交换，其余九百多苏联人应该留在德国。非常重要的是警告莫斯科，在交换的问题圆满解决之前扣住德国大使馆的人。我们试图发电报，但没有成功。当时的外交代表机构还没有使用无线电通讯。 杰卡诺佐夫大使对这个局面非常着急，他认为有必要讨论可能的行动方案。六月二十四日，他将武官图比科夫将军、大使馆随员克罗特科夫——他接替了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情报负责人柯布罗夫——以及我这个惟一的可以进场进城并且与德国外交部谈判的外交官等三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大使开始说，“有没有可能让某人悄悄地溜到使馆外边去？那样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地下组织成员取得联系，并且通过他们通报莫斯科。”“我的人，”图比科夫汇报说，“仔细核实检查了这种可能。整个使馆区都被封锁了。晚上哨兵巡逻时带着狗。” “那么，别列什科夫试一试甩掉海因曼？” “海因曼跟我寸步不离。”我说。 “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海因曼？” “总体上我跟他的关系十分有分寸。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稳重的人，而不是年轻的党卫军狂热分子。” “能不能试探他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着手？” 我提议在使馆内安排一次我跟海因曼的午餐或者晚餐。这个主意获得了支持。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克罗特科夫这时加入了谈话，“只有我跟朋友们保持联系。他们跟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发生接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此外，你们大家知道，他们的无线电发射机坏了。日前，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一个新的。可是怎么才能转交出去呢？这是眼下最要紧的任务。” “因此说，”杰卡诺佐夫总结道，“不论什么样的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安排克罗特科夫与朋友见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是不能原谅的……”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根本不是什么花钱收买的谍报员。经验丰富的苏联情报人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罗特科夫联络的朋友们，是坚定不移的反法西斯斗士。包括大约两百人的地下组织在数年期间认为，自己有爱国主义义务把有价值的绝密情报转交给苏联，把苏联看作可以对抗希特勒奴役各国人民企图的一支力量。领导这个组织的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可以接触当时最重要的国家机密。 空军上尉哈罗·舒尔茨－伯曾，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军官世家，跟梯尔比茨元帅是近亲。舒尔茨－伯曾受到希特勒最高指挥当局的完全信任。但是，在大学时代，他跟左派组织和德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三十年代初，他一度编辑过一份反法西斯青年杂志。希特勒上台之后，冲锋队洗劫了编辑部，而舒尔茨－伯曾也被投入监狱。身居高位的亲戚们出面干涉，将他弄出监狱，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当作“幼年的错误”一笔勾销。 但是，出狱之后，舒尔茨－伯曾并未中止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明白，现在他必须改变方法。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并且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这种关系。同时，他跟帝国元帅戈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青年军官给戈林元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戈林甚至在舒尔茨－伯曾的婚礼上充当了男傧相，这样，使他不再受任何怀疑。“第三帝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赏识为舒尔茨－伯曾进入航空部创造了条件，在航空部他负责情报司。但是，仕途的顺利并未冲昏他的头脑，没有让他偏离主要目标——推翻纳粹制度。舒尔茨－伯曾领导的组织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继续工作。 另外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斗士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是哲学和法学博士，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在柏林建立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小组的网络。他在讲座和讨论会上，号召与苏联保持友谊，并且警告德国人民所面临的法西斯威胁。纳粹上台之后，他领导的组织转入地下。为了保密，哈尔纳克加入了国社党，并在经济部就职，在那里很快就作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跟舒尔茨－伯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将两个组织合而为一。由于有机会接触绝密的军事经济情报，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得出结论，即不久的将来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已经不可避免。在就此警告莫斯科（斯大林同样也不愿意相信这些）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在战争开始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联系。所以，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替换出了故障的发报机。 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是比较少见的那种爱说话的人。我们认识的第二天，我就已经知道了，他有一个患病的妻子，哥哥在帝国办公厅警卫处任职，儿子埃里赫马上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然后就得上前线。海因曼说，他请哥哥想办法把儿子安排在后方，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党卫军军官，并且是看守布尔什维克的警卫队长，在与苏联交战期间跟苏联外交官说这种话，令人十分警觉。他是否想挑起我谈及隐私？也可能，在内心深处他对我们并无敌意，并且愿意帮助我们？无论如何，有必要仔细观察这个人。在跟杰卡诺佐夫商议之后，我决定试着跟海因曼建立“友谊”。 有一天傍晚，海因曼巡视完哨位之后，走进使馆询问，我们要不要给外交部转交什么，我请他进来稍事休息，喝一杯。我们在客厅里一张玻璃矮桌前的软椅上落了座。 “您愿不愿意简单吃点东西？”两杯伏特加过后，我对客人说，“一天下来您可能累了，况且午饭之后已经很长时间了…… 海因曼起先谢绝了，称这在值班时是不允许的。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们谈话的内容相当坦诚。几杯酒下肚之后，海因曼开始说，根据他哥哥掌握的情况，帝国办公厅对德军在苏联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抵抗感到担忧。在许多地方，苏军战士拼到最后一发子弹，然后会进行肉搏战。这场战争期间，德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见如此的抵抗，也从未有过如此的损失。 “在帝国办公厅内部，”海因曼说，“有人甚至怀疑，是否值得与苏联开战。”这已经像是反对派了，我绝对没有料到党卫军官会这样说。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2）
由于对海因曼没有信心，我没有做声，听着他说。只是当他再次说起自己儿子的时候，我说，这场战争本来完全不会发生并且那样不仅他的儿子埃里赫是安全的，许多德国和俄国人都可以保住生命。 “您说得太对了，”海因曼感叹道，“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我邀请海因曼吃早点。他没有多余的客气立即同意了。对我而言，非常要紧的是弄清楚，他对我们能有多大的用场。我想着，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个话题，一旦他的反应是否定的话，可以把一切都当作一句玩笑话。首先我自问，是什么东西会促使他帮助我们？如果说，尽管他属于党卫军，并且是军官，但并不是铁杆纳粹分子，为希特勒效劳也是情势所迫，那么就可以利用他对战争的否定态度以及对儿子的担忧。譬如，可以许诺，一旦埃里赫被俘，对他进行加以关照。如果海因曼是个无耻之徒，仅仅想给我们帮忙，自己挣些外快的话，这也没有问题。可是，万一他试图挑动我们“收买”党卫军军官，然后交给盖世太保？但是，他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也可能有一种选择诱惑着他：那边更合算，给得更多些？但是我想，杰卡诺佐夫不会讨价还价的。 在约定的时间，海因曼到了。他在评论了一番前线的新闻之后，又一次涉及到对他而言十分迫切的话题——自己的儿子。 “最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