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近些。这时，他压低声音说道： “仔细听我说。给赫尔翻译如下内容：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且做出决定，在盟军打败德国，欧洲的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对日作战。让赫尔将这个情况作为我方正式立场转告给罗斯福总统。但是，我们暂时想保密。所以，您自己小声说，不要让别人听见。明白了？”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我小声回答说。 这个消息使赫尔万分激动。美国人早就在期待着莫斯科的决策。现在，美国政府获得了对华盛顿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权威声明。白宫将苏联对日参战与保存百万美军士兵生命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也曾经使杜鲁门总统十分感兴趣。在得到斯大林确认苏联对日作战之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如此一来，他达到了会前给自己立下的最主要目标，并且他考虑的是，现在美国青年的生命可以保存。 为什么斯大林在1943年10月初次将这个决定告诉美国人？我想，这里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和德军在库尔斯克大败之后，红军飞速向西方推进。因此，甚至即便日本人得知了苏联的决定，其在滨海地区先发制人采取行动的危险微乎其微；其二，将对日作战的日期与战胜德国的日期联系起来，斯大林让华盛顿明白，在法国登陆越早，加速战胜“第三帝国”，苏联也就能够早日加入对日本作战。可以认为，正是这一点促使西方盟国做出了在法国登陆的决定。
核子外交
“曼哈顿工程”伊始，苏联便掌握了相关的情报。但美英领导人却决意独霸原子弹的“秘密”。 这不能不使莫斯科感到威胁。“冷战”缘此而起。 虽然在杜鲁门总统时期，原子弹才成为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其制造过程中，这个武器甚至在未经试验之前，已经对罗斯福总统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并且间接地在美国制定战后政策，其中也包括对苏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性，首先使从事建造工作的科学家们感到担忧。他们就原子弹出现的危险后果多次提出警告。然而，美国与英国的最高领导人最初显然认为，这只不过是新型且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而已。他们忽略了核弹制造者的警示，正如此后萨哈罗夫院士对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警告被忽略如出一辙。尤其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恼火的，是科学家们要求向苏联公开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当然，在历史上，某个国家与别国分享新式武器资料的事情，从来不曾有过。相反，任何类似的发明都被严加保密。但这里却是一种特殊情形。首先，核弹是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制造的，当时盟国之间广泛地交流军事情报和新式武器。雷达，复杂的通讯系统，导弹技术，新式坦克，飞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似乎是共同的财产。为什么原子弹是个例外？其次，不仅是美国，而且有英国，也就是联盟的两个重要成员，知道建造核弹的工作，对第三方伙伴隐瞒，便是不祥之兆。其三，科学家们十分清楚的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武器。它的建造需要全新的方法，实际上，是全新的世界观。但是，这些新的观点在那种情况下能否产生呢？未必。因为过了几乎多半个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才开始打通道路。 虽然，由于保守原子弹的秘密，华盛顿和伦敦感到不自在，但依然决定不听从“幼稚”科学家的劝说。与战后对苏联态度有关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立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决定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所有这些，不仅仅关涉战时美国外交，而且涉及战后时期，同样也涉及“冷战”产生的原因。 我想，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美英领导人有这样一种信心：即核垄断将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从别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苏联，争取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让步。 这一点，从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对自己的任务如何理解这一点，也反映了出来：“从我开始负责这个工程之初过了两周之后，我已经确信无疑，即俄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曼哈顿工程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我完全不赞同国内流行的，什么苏联是英勇盟友的观点……当然，对此多次向总统做过汇报。” 那又如何？最高统帅并未宣布不同意自己的下属。 1943年夏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协议指出，原子弹是“战后世界上决定性的因素，并且赋予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以绝对控制力”。总统与首相承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任何资料。 必须提到的是，魁北克会晤，是为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以及“三巨头”首次德黑兰会晤做准备的期间举行的。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谈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几个大国维持和平的责任。在德黑兰，在与斯大林谈话时，罗斯福总统多次指出了战胜法西斯之后，作为维持和平，保障世界安全决定性因素的美苏合作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曼哈顿工程的背景下。罗斯福谈论到了有义务维持全面和平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但是，总统却避而不谈，这四个警察之中，其中仅有两个将拥有原子弹。 早在这个阶段，华盛顿和伦敦已经采取措施，封锁其他国家获得裂变材料的途径。1944年6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了监护宣言，其中指出，美国与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将合作以期建立对现有铀以及钍的储存的监督。接着，宣布了两国政府的意图，即“在各自司法管辖地区的疆界之内，以及其他两国政府、印度和缅甸自治政府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内，尽可能全面地监督铀及钍矿石的供应”。 丹麦物理学家尼斯·波尔——美国原子弹的建造者之一——于1944年采取最后一次尝试说服罗斯福总统，有必要向莫斯科通报有关制造新武器的工作。然而，9月中在自己的庄园海德园会见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一起确认不改变保密规定的决定。此外，两位领导人得出结论，即“不能信任波尔”。1944年9月19日签署的文件中，最后一段写道：“必须调查波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以免通过他发生泄漏情报，尤其是泄漏给俄国人。”至于波尔建议的实质，在这份文件的第一段有明确的回答：“建议让全世界（实际上是苏联—作者注）知道‘合金’（原子弹的代号——作者注），以签署对‘合金’，以及使用进行国际监督的协议，是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应该严格保密。” 在里瓦迪亚，1945年2月三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期间，罗斯福曾经询问丘吉尔，是否应该在此次会晤期间将曼哈顿工程的情况通报给斯大林。丘吉尔坚决反对，称这种建议“有伤体面”。罗斯福再也没有坚持。这样，为战后与苏联合作建立更加良好气氛的最后一次机会被错过了。 还必须补充的是，苏联领导人在曼哈顿工程的早期阶段，就从自己的谍报人员处获得了情报。也许，斯大林应该通报罗斯福，曼哈顿工程对他并不是秘密。应该认为，这也许会使我们的盟友困窘。但也许有可能促使他们讨论对原子弹以及原子能进行共同监督的问题。 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对美国人而言意义重大。美军正在太平洋地区苦战。盟军在西欧的局面也不轻松。雅尔塔会晤前夕，他们甚至请求斯大林提前开始苏军新攻势，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当时情况下，与苏联对抗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社会舆论强烈倾向于保存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罗斯福能够依赖这些情绪，对付极右势力的压力。 西方盟国的沉默，被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威胁。他委派贝利亚负责建造苏联核武器的工作。核军备竞赛便是这样开始的。同时，斯大林的怀疑，以及“他对战后可能合作的疑虑”进一步强化了。
我奉调来到莫斯科
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高级军官教授英语，这个简短的经历，后来直接把我送到了斯大林的身边：当时国内外语人才奇缺。 一般苏联人对1939年8月23日与希特勒德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与纳粹的协议使人感到有伤体面。从极端敌视到合作这个急转弯，由于多年的反法西斯宣传，在我们的意识里不能接受。 另一方面，不管这有多么离奇，与德国哪怕是短时期的关系正常化，也使人们感到轻松。战争的威胁如箭在弦上，西方民主国家对我们态度冷淡，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我们充满敌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武装挑衅，所有这些产生了孤立无援、不祥的隔绝之感，兆示着新的牺牲和苦难。 消除法西斯进攻的直接威胁，使许多人产生了希望，即我国哪怕在短时间内可以置身战争之外。现在，当希特勒将自己凶残的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时，我们似乎可以指望，和平的喘息会继续下去。如果德国在西方开战，而且大家都认为，战争将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而我们将置身事外。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法国在几周之内即被打败，并且到1940年夏天时，几乎整个西欧都处在纳粹的统治之下。 此外，我国——当时惟一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可以获得不少好处。在互不侵犯协议签署前几天达成的苏德贸易协定，规定了向苏联供应现代设备和新技术，这对我们海军而言也是有好处的。正是这个情况，在我的命运中起了作用，把我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普通一兵推到了斯大林政权金字塔的最顶层。 当时，需要懂德语的人才。从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期，我的“学生”之中有人推荐了我——于是，我被召到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