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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对于女人的经验显然要多过这两位，虽然他比陈卓然小五岁，比阿明也要小一岁。这些经验决不是“轻盈”，也不是“厚”，而是——他沉默了一时，许多女生的脸从眼前走过，舒娅舒拉，珠珠，敏敏，丁宜男，嘉宝——又是嘉宝，她几乎附在所有的记忆的尾部，高医生，小老大，等等，都有她的份。南昌停了一会儿，说，女人是疼痛，然后，他吐出一个名字：安娜！这是一个小姑娘，他用手在一米五十的高度划了一下，也许是——他的手升到一米六十，甚至一米七十的高度，又划了一下——但她还是个小姑娘，她小小的年纪，却从医院几进几出，精神病院。南昌有些说不下去，顿了一下，做了结束，女人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动物。那两个大的，看着这一个小的，不明白他为什么显得伤感。他们小心地看着他，不敢多问，转移了话题。后半截，他们换了角色，南昌默着，那两个说着。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块静默的空间，选择着停留，徘徊，看和听，就像宗教里的隐修室。
就是这种隐修的作用，浅俗的经验会提炼成纯粹的思想情感。于是，上一日的话题延续到下一日，便演化成了“施痛与受痛”这样理论性的题目。这可说是撞在了陈卓然的枪口，他大有用武之地。他旁征博引，说明他的观点，就是世界上的所有存在，都划分为两方，一方是“施痛”，一方是“受痛”；一方是强，一方是弱；一方是恶，一方是善。两方都是越行越远：一方是越胜越勇，一方是打你的左脸，将右脸也送上去。但行到底，“施”和“受”亦会互相转化。强暴方将耗尽资源，这资源不仅是物质上的力量，亦有道德上的，好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方则积蓄了资源，渐渐转为主动。在两方力量的消长过程中，又逐渐达成和解，物质与精神的谐和，然后进步。大自然也是这样分成施害方和受害方，比如火山喷发，岩浆奔腾突涌，地壳起伏进裂，转眼间生物皆毁，然而，洼陷的地面积蓄水流，形成海洋，调节了温湿度，万物又获生长，更加蓬勃向上。所以，从宏观上说，施和受的两方是以对峙的方式合作，将经历残酷的“痛”的过程，那也叫作牺牲。
阿明的思想总是模糊的，由于找不到词语，所以无法将其命名和归类。但也正因为此，他思想的边际其实是洇染的状态，可漫延到很远。他就在这昏昧中摸索，终于说出一些零散的字句：你感到“痛”，不晓得来自什么方向，甚至也不是你“受痛”，而是你看见，看见什么？比如——阿明还是放弃了抽象的描述，比如说，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和睦，说到此，阿明心里不由一痛，他想，他们不和睦，为什么是他痛？这念头有些打乱他，但事实总是比较肯定的，于是，他继续说下去。其实，母亲并无意要加害父亲以“痛”，父亲也无意加害母亲，可他们使彼此疼痛，而且，周围的人，也疼痛……阿明觉得自己是不是说多了，而且，说得越多反越不清楚，离他的本意越偏离。幸好，有陈卓然。陈卓然与他心有灵犀，总是能够将他的意思表达出来，虽然难免要截去些边角，但大体令阿明满意。这一回，也是由陈卓然总结：阿明的意思是“施”与“受”其实都是潜在和未明的，它们没有确定的划分，它们简直就是渗透在这个世界里，或者是在世界外边，来自一个更强大的意志。
关于伤痛的概念，南昌是有准备的。他说，“施痛”与“受痛”是并存于一者身上。施于他人的疼痛必将是落实于自身。陈卓然觉得这种说法颇具挑战性，提问道：那么“受痛者”呢？他与“施痛”是什么关系？南昌说，“受痛”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是主观决定的。陈卓然说：你的意思是，“受痛者”不一定自知？南昌说：知痛者方是“受痛”。那么，陈卓然还是那个问题，“受痛者”与“施痛”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体吗？“受痛”的同时也是“施痛”？南昌不禁迷惑了，他想，嘉宝是什么？嘉宝知不知痛？回答是肯定的，嘉宝知痛，嘉宝是“受痛者”无疑，那她又“施痛”给谁了呢？我吗？南昌问自己，好像是的，他们互相“施痛”和“受痛”。南昌以沉默结束了他的观点。
他们这三个人，都未受到高等教育，思想没经过训练，许多概念都是自创的，方法也是自创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运用想象，他们有着无限的想象力，他们努力要做的，是给这些想象以纪律，使其走上合理的轨道，这才可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这世界的真相。他们已不是孩子，不再需要童话，他们的眼光越来越严肃。这个革命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全打得粉碎，新的还未建立起来，他们就像站在废墟上，无遮无拦，裸着地向着天地。时间和空间全是涣散无形，从他们身边铺张流淌。要说，他们的天地真是大，浩浩荡荡，他们穷极视力，还是看不到边。可正因为此，他们看见了天地的大——这就是理性，自生自长，自己找食，自己拉巴自己，养成的理性，只需有那么一点点，空茫的天地就绰约划出了分界，有了立足之地。他们还没有踩实，摇摇摆摆，就像古代人的居住在鲸鱼背上的说法。他们在懵懂中遭受的际遇，以及断章取义得来的知识，七拼八凑，组合成世界观，企图给无名以有名，给无以规定的以规定。不晓得出了百错还是千错，在错误中犁开一条路径，危险是有些危险，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更为无知的运命，那就是向善，那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然中来。万幸，万幸，他们还保持着自然的天性，对强力的逼迫起反感，对侮辱起反抗，对伤及他人起忏悔之心，对了，他者与一己的概念也被他们反反复复地讨论了。他们所得的那一些可怜的教化，总算顺应着自然的驱使，自然总是劣退优长，这个运命笼罩着他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经受过苛的考验，那会损失信心。好在，他们尚有信心。
24 向皖南
中学初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茫然不知所终，不料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其时，家中老大已从汽车配件厂定点技校分去嘉定的工厂上班，其余三个都面临分配。老二和老三阿明各是高三与初三，阿援初二，分配的政策，是工农远近搭配。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年长的总是让年幼的，所以，老二“农”，老三“工”，阿援呢，是女孩子，总归好办，大不了养她，娘家养了婆家养。母亲在阿明学校家长会上表示，上面的和下面的都可以务农，总之，阿明要留上海。多子女的家庭，爱就是这么公然的偏倚，而各人自领地位，亦觉自然而然。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阿明的那一场未遂的反抗，早已被大革命的风暴冲刷得不留痕迹，母亲的时代偏激症则演化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所有的教条都脱胎现实，她就是要把这窝儿女安顿好，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她又是学统计的，懂得事物里的量和量的分配。于是，老二等着去农场，不知是崇明，黄山，还是苏北大丰，倒是老三先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泥瓦匠。父母很高兴，亲戚邻里都发了糖。接着，老二的喜报也敲锣打鼓送上门来，去的是安徽黄山茶林场。也是命运捉弄人，阿明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开往安徽皖南，比老二的黄山还更向北。这样，刚送走老二，又要送老三。虽然终是属上海的单位，尚可引以安慰，但目下却要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就像那年阿明“出走”的时候，母亲又病倒了，这样烈性子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强政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而且学会了逃避。他回家来说一句：有什么要做的吗？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到弄堂里下棋或是闲话。阿明的行李是由阿援收拾的，用配给证买蚊帐、旅行箱、毛毯，拆洗被褥，赶织了厚毛线衣裤，在火油箱里装了饼干糖果卷面，炒了五斤炒麦粉，碾了芝麻核桃拌上，又到弄口水果店问人要了草绳作打包用。
托送行李的前夜，兄妹俩将几件行李捆扎停当，出去到后门口，练习骑黄鱼车。黄鱼车也是向弄口水果店里借来的，为明日送行李用。阿明仗着会骑自行车先骑上去，不料三轮和两轮完全不同，都走不成直线。倒是阿援事先没骑过什么车的，蹬上就会，一溜烟地骑走。阿明跟着追了几步，拉住车架，一跃身坐上了。阿援放缓了速度，在陆家浜路上悠然骑着。从背后看阿援卖力蹬车的样子，小时候的活泼劲又回来了。阿明自己也好像回到了幼年时光，在交通公园里，母亲租一架小三轮车让兄妹俩骑，阿明和阿援轮流做车夫和乘客。现在，他们都大了，而且变样了。马路上很安静，路灯寂寂地照着，阿援东一句西一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