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许多人无法应付作物逐渐专门化与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不安定，诸如丝、棉花、烟草、糖以及茶等经济作物。实际上，许多不成功的农民往往把他们的土地委托给别人，自己则变成佃农，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结果，贫富差距加大。
然而，整体来说，农民贫苦的程度被夸大了。从本时代中期起，人口维持在约3000万，人口没有增长是由于贫苦农家杀婴。杀婴当然确曾发生，但这并非总是极端贫穷才这样做的。杀婴往往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水准，正如今日许多家庭限制小孩数目一样。换言之，杀婴往往是“产后避孕”的一种形态。
同样地，家庭规模有时以收养方式向上调整以改善经济效率，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生产单位。正如乡村是整个单位为作物生产与纳税向领地藩主负责，在乡村里，延伸家庭是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对于这些延伸家庭，血缘关系不是特别重要。
第三节 庶民、文化与经济（2）
尽管有失败与苦难的情况，整体来说，本时期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了，社会整体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事实上，本时期通过实施的各种法律本身就是财富增加的显示。1788年幕府发布的一项命令指出：
长久以来，穿着简单与用稻草绑发一直是农民的习俗。但近来他们已习惯于奢侈，忘记他们的地位。他们穿适合较高地位者的衣服，使用油与发髻绑头发。他们现在在雨天使用雨伞与斗篷，不用草帽与蓑衣。费用增加导致乡村衰微，人们离开乡村……农民绝对不可忘记他们的身份。农民从商或乡村有美发师都是不敬的。今后，农民应该避免所有的奢侈行为。他们要过简单的日子，专心农耕。
生活水准改善显示经济健全。这健全状态的原因反映了机敏与机运的结合：
⊙ 生产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知道经济效率与家庭规模之关系的结果，但也是农业技术改善的结果；
⊙高识字率有助于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活动效率的提高；
⊙ 参勤交代制度使得大名必须获得流动性资产，以应付其庞大的各种费用，因而促成复杂的经纪和交易机制与先进货币经济的产生；
大多数大名出售藩领地内多余的食米，但有些大名也把专门化的经济作物换成现金，诸如来自南九州岛津家族萨摩藩的甘蔗作物。至18世纪，这复杂的机制甚至包括期货市场。
⊙ 由于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活动也随着多样化与专门化，因而更进一步提高效率、商业化与货币化；
⊙ 和平与政治结构提供了有助于国家稳定的环境；
⊙ 由于阶级制度，幕府未特别认真看待商人，给他们广泛的自治，对他们课税也相对地轻。
商人的崛起对日本的未来特别重要，诸如三井、住友等大商社都是在本时期发展起来的。获取利润的想法曾经被统治阶级轻视为不高贵，但现在逐渐被接受。石田梅岩（1685～1744）甚至发展了一种称赞赚钱与商人角色的哲学。
然而，商人的崛起也是最终拖垮德川政策的另一因素。把商人置于底层的阶级制度明显与现实脱节。在此现实下，大名欠商人大笔债务，而在某些情况下被商人控制，这是时有所闻的。有些商人获得武士特权，而有些武士则从事商业。作为德川政策支柱的如同坚冰的阶级制度，现在不可避免地开始解冻。
第四节 洋鬼子重返与幕府垮台（1）
日本借着长崎的荷兰商馆跟西方保持某种程度的接触。日本仍对“西学”（洋学或兰学）有兴趣，甚至非常仰慕，尤其是自然科学。医生学者，诸如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菲利普·西伯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给日本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两人都是日耳曼人，但都被长崎的荷兰商馆雇用为医生。
时常有未经准许的西洋人在这个闭关自保的国家的海岸登陆，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无意的。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处死。约从18世纪末尾起，当西方列强在太平洋与东亚较活跃时，若干国家尝试重开关系，至少希望为其过境船只获得补给权。这些努力也注定要失败。1792年俄国首次尝试，接着1804年又尝试，但都失败了。英国在1797年、1808年、1818年曾三度尝试。在日本海域附近有捕鲸船活动的美国，先后在1791年、1797年、1837年尝试，而在1846年与1849年特别努力地尝试。
至19世纪中叶，幕府已了解西洋人不可能不理日本。但当日本知道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大清帝国时，日本更决心不让西洋人接近。在坚强的民族主义者的协助下，日本甚至尝试阻止讨论有关跟西方建立关系的问题。高野长英（1804～1850）因大胆敦促开国跟外国接触而被监禁且后来被迫自杀。甚至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妥协观点也惹来杀身之祸，他提出“东洋之道德，西洋之学艺”（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口号，提倡融合日本与西方的长处。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提出“尊皇攘夷”口号。排外情绪可能获得幕府的欢心，但另一半口号不是那么受欢迎，因为这暗示对幕府本身缺乏尊敬。
尤其从大约19世纪30年代起，人们逐渐感觉幕府正失去控制，而人们也不再尊敬幕府。幕府未能对1833～1837年的严重饥荒作出建设性的反应。1837年甚至爆发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叛乱。大盐是大阪的儒者官吏，他长久以来不满政府缺乏效率与腐败。大盐之乱是小规模叛乱，但幕府因无力敉平该叛乱使人们更加不尊敬幕府。大盐本人虽然自杀，但他成为民众反抗腐败与缺乏效率的政府以及反抗被政府宽容的贪婪商人的象征。幕府确曾通过若干改革，但都没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官吏的武士，也失去了人们的尊敬。以前因为天下承平没仗可打已经够挫折了，现在失去人们的尊敬则更加有挫折感；而现在甚至他们的战技都受到怀疑。
1853年7月，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马太·培里（Matthew Perry， 1794～1858）率领4艘蒸汽军舰强行驶入江户湾，形势发展达到顶点。培里奉政府命令向日本要求三件事情：给予船难者较人道的待遇，开放港口提供补给品与燃料给过境船只，开放港口通商。他是意志坚决的人，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而他让日本人知道他的决心及其舰队的威力，他甚至向日本人展示白旗，敦促他们投降。他向日方提出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国书后就率舰离去，明言翌年回来接受日方的答复。
培里离去后，幕府手忙脚乱争论此事。幕府甚至向大名要求对这史无前例且屈辱的举动提供建议。然而，幕府确实无力抗拒美国。1854年2月，当培里率领由9艘船组成的规模较大的舰队回来时，幕府同意签约。在1854年3月签署的《神奈川条约》中，幕府接受美国的要求，包括有权在日本派驻一名领事。首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1804～1878）顺利地于1856年在下田港就职。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门户被迫打开了。
与其他列强的类似条约迅速跟着签署，诸如1854年10月和英国，1855年2月和俄国，不久之后与法国、荷兰签约。对任何一国的进一步让步都使其他国家也获得类似的让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享有最惠国待遇。日本失去了对本国关税的控制。对于日本人，这些由“炮艇外交”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是屈辱的。特别难堪的让步是领事裁判权，即违法的外国人由其领事审判，不由地主国的司法当局审判。此举明显地把日本归入“不文明国家”的地位，因此大大伤害了日本人的尊严，因为日本人不是蛮夷，西洋鬼子才是蛮夷。
第四节 洋鬼子重返与幕府垮台（2）
西方商人与冒险家也来到日本。他们不像外交官那样举止合宜、政治正当，但一些日本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在武士之间）不需要多少挑衅或根本不需要挑衅就会攻击他们。
理论上幕府拒绝为指定区域以外的西洋人的安全负起责任，但实际上幕府迅速处死任何攻击者。有若干次极端民族主义者攻击外国人的事件发生，比较著名的事件是1862年英商查尔斯·李察逊（Charles Richardson）被谋杀的事件，他是在横滨后面小山里骑马时被攻击的包括一名女子在内的四名英国人之一。甚至官方建筑物也不能免于被攻击，江户英国公使馆1861年受到攻击，1863年被焚毁。
幕府将军作为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却没有能力有效处理外来威胁，此举为幕府敲起丧钟。反对幕府的声浪增加，反对者有些是政治投机主义者，有些人则真正关切国家福利。
主要的反对来自外样藩，尤其是南九州萨摩藩与本州西角的长州藩。萨摩与长州是领地广大且强大的藩，两藩都嫌恶幕府，但传统上彼此之间不怀好意。
长州藩民族主义者尤其热心。长州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企图潜入培里的一艘军舰内偷渡至美国，以便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来强化日本，但偷渡没成功。不久后，他因阴谋暗杀幕府一位代表而被处死，成为尊皇攘夷运动的一位殉道者。
由于气愤幕府不采取行动，1863年7月与1864年9月前后两次，长州甚至炮击在下关海峡（长州控制该海峡）航行的外国船只。长州受到英国与美国军舰的武装报复，损失了许多船只且许多陆地军事基地被摧毁。幕府本身也决定惩罚长州，因此分别在1865年与1866年派出###军。然而，重新集结的长州军现在除了武士之外也使用农民兵，他们成功地抗拒了幕府军。
长州反抗德川幕府成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是大名首次反抗幕府成功，而长州反抗成功也是因为萨摩藩决定不与幕府军联合。两藩是争夺朝廷支持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