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敝两�80年代好几年后。这种迅速复苏是获得西方国家尊敬的另一原因，且似乎暗示日本这个经济强权是无敌的。
其他有关日本效率的证据从20世纪70年代污染如何被成功地处理可以看出，正如傅高义所指出的。与污染有关的疾病的受害者接连提出法律诉讼，当污染问题使全国人民困窘时，政府与企业才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但一旦他们认真去做，结果总是快速且有效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死鸟不仅从灰烬中升起，它还高飞，并且一直在高处飞翔。
大约在石油震撼的同一时候，美国也给日本一两个震撼。这些震撼被称为尼克松震撼。1971年7月，在事先未与日本协商的情况下，尼克松宣布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这是美中和解的开端，日本自己的外交政策因此非常为难。日本追随美国路线，并且到那时为止支持台湾。日本现在必须做出迅速且有时令人困窘的调整。然后，仅仅一个月之后，也是未事先与日本协商，尼克松宣布他的新经济计划。这包括对日本输入美国的许多货品征收10％的附加费（日本的出口之中约有1/3输往美国）。这也意味着放弃金本位，实际上迫使日圆放弃战后以来实施的固定汇率。日圆大幅升值，使日本的出口货品价格较贵。但尼克松仍未结束对日本发送冷酷讯息。1973年夏天，担心国内市场缺乏大豆，他突然禁止大豆出口。由于美国大豆在日本是一项重要商品，这一举措对日本造成严重打击。
尼克松震撼不像石油震撼那么有破坏力，但也足够让日本人感到不安。这些震撼清楚地传达出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与亲善正冷却的信号。但日本克服了这一切，而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许多日本人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需要美国的善意。毕竟，日本现在是师父，而假如美国不理会日本，那将是美国的损失，不是日本的损失。哈佛某教授不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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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1）
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继续以4％左右的数字增长。从70年代末开始发展的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变成巨大数目，通常在400亿～500亿美元。日本产品随处可见。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批评日本将焦点放在经济增长这小范围内，但一般来说赞赏占优势。天平现在向另一端倾斜，负性反应开始严重起来，不仅只是来自美国。日本人逐渐被批评是除了赚钱之外缺乏任何其他价值的“经济动物”。在反日示威中日本产品被示威者用大锤打坏，书刊公开批评日本某些贸易做法不合乎伦理。
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日本人有时犯倾销（对某市场目标以低于成本价出售）或树立非关税障碍（以注入费时的检查等非经济的做法使进口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错。但批评者以逐渐感情用事的用语来表达其批评，这几乎是像战争在酝酿之中——有失控之虞的一场经济战。
为了尝试改善形势，一场会议于1985年在纽约市广场酒店举行，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的金融界领袖们参加。在所谓的“广场协议”中，他们实际上同意相对于日元将美元予以贬值。日元适当升值，日文称之为“圆高”（endaka）。一个结果是更多日商转移企业至海外以利用海外较便宜的劳工。但跟美国的期待相反，美国货并未因此大幅增加对日本的输出。如今往往在海外制造的日本货，继续在美国市场中大卖特卖。
日本人现在尝试以让与便宜资本的方式刺激国内需求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银行提供利率极低的贷款。地价（土地被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被允许上涨至可笑的水平。1988年，皇居附近的土地理论上和整个加州的土地同价。当时的日本的土地总资产相当于地球土地总资产的60％——这比率是日本占地球面积03％的200倍。股市价格也过度膨胀，有些公司的价格理论上比许多国家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还高。这是声名狼藉的泡沫经济。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从平均国民收入来看，日本人正式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民（至少在理论上），这是在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期间。
钱不可避免地流向海外，日本似乎正在收购全世界。至此阶段，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净海外投资国。日本控制美国经济的4％，而日本的公司甚至收购美国的堡垒，诸如洛克菲勒中心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同样不可避免，这甚至更加激发排日情绪，日本人称这为“日本たたき”（痛打日本）并且感觉这样对待日本不公平。按他们的思考方式来说，他们只是在玩西方的资本主义游戏，而他们赢了。西方人只是输不起，在自己的游戏中被较好的一支团队打败。
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与西方之间的逐渐上升的紧张形势，有两项相关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来自西方的批评，西方的批评有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正如日本人声称的，另一部分只是被日本胜过后的冲动的挫折感的表现；
当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对排日反应的强烈程度大吃一惊。他表明极重要的一点：交易是双方的事。不单是索尼公司收购，也是可口可乐公司出售。他觉得奇怪为何不批评卖方，只批评买方。答案明显是人们宁愿如此看待这事，这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事。这事也再度证明不幸的种族歧视思维的可能性。当美国人发现日本控制4％的美国经济时，美国人就会有类似的极端反应，但英国也有一些时候控制美国经济之中的类似比率，并没引起反应。
另一项原因是日本民族自尊越界进入民族主义的傲慢，然后甚至于更进一步成为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
态度激烈化的一个早期显示是在1982年，当时文部省在它检定的教科书中试图以“进入”（shinshutsu）来取代“侵入”（shinnyu），以描写日本战前在亚洲大陆的行动。日本也试图删除或淡化日本的战时残暴行为。此举引起亚洲国家以及不少日本人的愤怒（日本人之中反对政府歪曲史实与干预教科书最出名的是历史学者家永三郎）。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2）
日本人的新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关切点，尤其因为它似乎受到政府领导人物的支持。1985年8月，以其旧式民族主义观点（包括他希望修改宪法第九条）出名的退役军官——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打破战后传统，不像历代首相那样以个人身份私下参拜收容战争阵亡者亡灵的靖国神社，而是以首相的身份去参拜。此举清楚地提示政教合一（受到宪法禁止）的恢复且使人们担心国家神道的复活。大约同一时期，他也发表若干评论，说纯种国家的日本比多种族国家成功。他发表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是1986年他在自民党年轻领导人的###中所作的演说。他在该演说中声称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知识水平被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拉低了。
由于西方国家强烈反应，中曾根不得不为他的演说道歉，但他这个演说是在国际社会的批评迫使他将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免职仅几周后发表的。藤尾受到国际批评是因为他公开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并且说朝鲜必须为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负起部分责任，因为朝鲜同意两国合并。这似乎说明藤尾的命运没有给中曾根（以及其他发表类似评论的人）任何教训。
但国会议员同时也是小说家的石原慎太郎公开批评中曾根软弱且对美国里根总统唯唯诺诺。石原在1989年与人合著的一本引起争论的名叫《日本可以说不》的书。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为石原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著。盛田因为担心他在美国的利益受到伤害，而坚持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不列出他的名字。盛田认为西方人不会真正去注意用日文
写的东西，这有如中曾根康弘以为西方人不会注意他在1986年用日语就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所发表的评论。他们两人都用实例来说明日本人的普遍的想法：日本跟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而且是仅仅保留给日本人的一块圣地。
这本书的作者对二流的美国的抱怨与要求（要求技术合作）表示强烈怨恨，而且也清楚地显示对日本的优越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作者在书中宣布，日本是未来的关键，而美国应该了解这一点并停止期待日本屈居下风。日本应该对美国采取较强硬路线，停止随美国的音乐起舞。
这本书是一种煽动性的作品，很像1937年的《国体之本义》，诉诸感情而非理智，作为对西方痛打日本的一个反应。尤其他覆诵人们时而听到的一项指控：美国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对德国使用。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原子弹直到1945年7月才试爆成功，那时德国已经投降两个月了。事实上，该书作者视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为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很显然作者沉醉在强烈民族主义之中，认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就和这些国家曾一度（不管有多么短暂）被日本占领的事实有些关系（而这些国家从前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时并没有获致这样的成就）。
另一方面，虽然有石原等人挑战西方的批评，政府里的人则尝试采取较怀柔与建设性的方式。他们提倡日本的国际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标语。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日本尝试使其国际关系多元化，不过分依赖跟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更多国民赴海外旅行。政府采取若干积极的举动，诸如设立外国学生奖学金与年轻人的交流计划。但人们很快批评日本滥用国际化的精神，不但没有使日本与世界交流，日本似乎利用国际化作为向世人解释日本的工具——或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日本跟其他国家不同（而且较好）。举例来说，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