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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赫连勃勃大王，在这样凭借我网上语言资本优势对知识分子品头论足，绝非出于破坏人家名誉的念头而想使自己因争议而一举成名，我只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呵呵，因为，我还当然地深知：那些最在表面上谴责物质至上主义的人，也会借助这些反叛和另类的声音获取名声和财富。
对那些争着出名上电视露脸的教授们，大王说他们是“戏子”，其中这“戏子”一词，用的是昔日贬低的原意。他们当然比不上如今那些真正苦练基本功、服务大众的艺人们。
当然，只要能赢得金钱和喝彩，别说骂他们是“戏子”，即使骂得再狠一些，这些学者们都会如风过耳，不屑一顾，甚至会反嘴驳斥一句：
“眼红我们教授放下身架发家致富？这叫传媒时代新事物。有本事，你们也去电视上露露！嘁……”
电视！电视！电视！（1）
电视，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是个炫耀名气的最佳窗口，也是个憧憬美丽、虚假人生的最好安全地带。
自从我以“赫连勃勃大王”为笔名，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通俗历史写手”之后，加上北京一个书商和 “草根”写手强强联合为炒作而组织的狠批斗臭大王QQ群的终日网上打砸，我的名声应该一度算是臭名远扬，央视、上海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等，都曾经有编导打电话找我，商谈录制脱口秀节目的事情。我也知道，在如今的电视时代，你即使写出一本《*》外加《红楼梦》，如果没有上电视，你也算不上真正的“名人”。
但是，我本人真的不愿意上电视露一把我那张俊秀的大脸！动机呢，绝非是一些知识分子假清高和故意“不合作”的高姿态，而是出于很简单的考虑：
如果赫连勃勃大王在电视上混得熟头熟脸，以后去东莞坊间喝花酒怕被人认出来！
我唯一的一次破例，是香港某电视台要拍《曾国藩》的纪录片。这个片子中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的篇幅，我恰恰对洪秀全、李秀成等人特别有研究（我的专著《极乐诱惑》是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权威批判性作品），由此和导演一拍即合，觉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深揭狠批一下“拜上帝教”，故而我最终放下身段，同意上电视露一小把大脸。
纪录片的摄制组专门从北京赶来，一共三个人，告知我，他们在一个酒店房间“恭候”我。入得酒店，进到房间之后，我刚刚坐下，忽然呼啦啦窗帘被拉上！
面对黑糊糊一片，当我正恍惚着害怕自己落入绑架魔窟之际，一个估计有3000度的大射灯打开了，非常不客气地直接照在我脸上。
而后，制作人浑厚的男低音在我对面响起：“梅先生，不要紧张，别眨眼，看着虚空就可以，请按照我的提示回答问题……”
往好听里说，是录制节目。但此情此景，不和传说中的虐审经济犯一样吗？而且，经济犯还可以面对大灯抱着“死了我一个富裕一家人”的信念而宁死不屈不开口。作为被访者的我，可就太倒霉，一定要迎着强光，不停让脑子飞转，回答着对面记者深思熟虑后写在纸上的一个又一个提问。
更可怕的是，那个大灯功率奇大，烤得我满脸冒油，喉咙生烟。
有了此次被“凌辱”的经历，一朝被人靠，十年怕香蕉。此后，我就再也不敢做电视节目。到电视台就更不去了，因为我有幽囚恐惧症！
试想一下，待宰羔羊一样，被人诱引到一个密闭的、吸音的小黑屋子。大灯小灯照着，被看不见脸的摄影师和导演吆喝着，脑子一团粥，脸上一团笑，还要展现出好似生命中最后一刻所要呈现的大智大勇的笑意。在被光速激动得亢奋的情绪下，做出一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样子，坐在那里胡说八道，满口的潜规则、万历十五年和各朝各代的政界往事，这，确实是不小的精神折磨。
丧钟为谁而鸣？为什么那么多无聊的观众爱看电视节目呢？这种根本缺少真正悲欢离合逻辑的屏幕，干嘛能吸引那么多群氓每天自愿坐牢一样呆坐在那里盯着人影傻笑呢？
电视节目，在群氓眼中，是浓缩的、蒸馏过的纯净人生，是他们梦想的景象。在屏幕中，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命运，可以发现随意改变的宿命，可以和幻想重逢。生活在这个无比拥挤的世界中，只有在屏幕前，我们才能感觉到一种假想中的安全，才可以躲避生活林莽中的交叉火力。社会是冰冷的，漫无边际，找不到个人理想的交汇点，如同漫漫宇宙黑洞中的星云那样杳不可及，蕴含着持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巨大压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电视！电视！电视！（2）
但是，在电视的彩艳荧屏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人的欢乐，构成我们欢乐的源泉；陌生的世界，变得亲切而熟悉；不能实现的遥远的幸福，变得几乎唾手可得。从前那种被时间、空间隔开的各种人生际遇中难以逾越的分水岭，也已经被跨越，顿呈眼前。
现实的快乐，稍纵即逝。因为幸福和快乐的特质，就是短暂和易于消失。如此，想装满我们快乐的容器，电视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在每次倦怠和麻木涌来前，我们从屏幕上就获取了另外的陌生的快乐和新奇。由此，时间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死亡也显得那样美丽，向死而生的哲学伤痛，被短暂而美丽的欢愉完全治愈了。于是，免于死亡恐惧的自由，作为一种假象，让人觉得非常安怡舒适。
设想一下，在每个时间段内，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台电视机打开着，我们的生活被展现，别人的生活被复制。随着镜头的转化，我们的大脑飞速旋转，但却永远不会深入思考——在电视的侵蚀下，人的思想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深邃。还没来得及思考一个画面和镜头，下一个画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的视觉神经，阻断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也正是基于电视这种特质，媒体发现了我们的注意力是最宝贵的财富，这就是“眼球经济’或者”注意力经济”的发端。
谁吸引了大众群氓的眼球，就意味着谁的名声更大，无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无论你是“芙蓉姐姐”还是“天仙妹妹”，基本价值都一样，都会为当事人带来财富、金钱和由关注而引发的尊敬感（辱骂带来的关注其实也是一种变态的尊重）。
电视，发展到今天，创造出类似民族一样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群体太奇异、太庞大、太令人瞠目结舌，拥有难以想象的力量。在这个虚拟的共同体中，人们先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得到了某种浸润和修正。我们可以作为真正的、冷淡的旁观者，不动声色地倾听别人的痛苦（萨特说，我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去忍受别人的痛苦）。在是非不分的转换中，价值观被模糊得一塌糊涂，臭名昭著的人也得到吹捧和赞誉，各种问题光怪陆离地产生，却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
公共事件，在电视观众看来，逐渐成为了类似戏剧的东西。所以，神舟上天和陈冠希，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群氓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电视人群，不过是一个消费群体。与商品稍有不同的是，电视人群消费的不是具体的钱包、食品或者羊肉串，而是在消费世界上每时每刻发生的真实的生活事件。
在电视时代，整个国际社会变成了“地球村”，世界的依存性特别强，每个角落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微不足道的琐细事件都会不容拒绝地闯入我们的视野。于是，从深刻的心理学角度讲，某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心态逐步根深蒂固地在我们头脑中扎根。
杀戮、伤残、流血、灾难、事故，等等，仅仅是类似肥皂剧的镜头，从前骇人听闻的影像，如今变得让人无丝毫怜悯心。作为芸芸众生中渺小的一分子，那些曾经能让我们热血沸腾或者为之发指的事件，如今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多只会让我们感到胃口不舒服，再没有任何震撼力。特别是对于战争和灾难引发的饥荒、大规模死亡事件等等恐怖的画面，我们完全就是昔日鲁迅笔下表情呆滞的看客，甚或，一些人心中还会有某些幸灾乐祸——我们自己非常安全啊。
只要我们轻轻按下按钮，画面就会转入天壤之别的欢乐场面，黑暗、肮脏、血腥、饥渴就会被笑出眼泪的欢快所替代，充满了祥和和平安，没有任何躁动和危险。痛苦，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远得甚至不需要我们进入道德的心理认知。即使世界越来越不稳定，只要我们手中有着遥控器的魔杖，轻轻一点，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堕入美好的乌托邦。
作为电视群氓，我们的胃口十分旺盛，刚刚吞食了一大堆油腻的新闻，就迫不及待地等着新的让我们神魂颠倒的事件和画面。一切扑朔迷离的人生、百感交集的奇遇，不用费功夫，我们坐在这里就能看着别人实现，可以感同身受……
所有这一切，恰如狄更斯所言：“乌合之众，犹如大海，百川汇流，难寻根源；乌合之众，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浩渺的大海最是反复无常、飘摇不定，翻涌的海潮，最是令人惊惧、冲动、残暴。”
当个体越来越沉迷于电视所营造出来的群体喧嚣和鼓噪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丧失自我的人格。
这种群氓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事实是无意识的体现，人的头脑中，一切邪恶的东西，都是作为一种天性而包含在无意识中的。我们不难理解，在这些情况下，良知或者责任感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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