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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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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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月亮,照在哈尔滨冰封雪飘的大街小巷上。我们滑着“脚滑子”风驰电掣,那是一种介乎冰刀和滑雪板之间的滑雪工具,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做了。我们上午读书,下午玩乐,有时去学工学农学军。夏天拣榆钱,冬天积肥。我五年级时,承包了一个近郊生产队的牲口棚,成了积肥超千斤的模范。劈柈子、挖菜窖、脱坯、盖小棚子……一个市民的全部劳动技能,我们从小就掌握了。我对华兵说:“这算不算素质教育?相当于小提琴几级?”姜昆也是在黑龙江兵团学会了劈柈子,一次他在电视上徒手表演,别人怎么也猜不出那是什么动作。我最喜欢劈老榆木疙瘩,把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最后劈成冰棍般大小,堆成一座小山,浑身汗出如雨,邻居们无不夸赞。
  但干其他活,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同学各具特长,也各有各的意趣。腾小甦后脑勺是平的,我们叫他“板儿头”,他爸是师长,他家老吃大米饭炒土豆丝。程滨他爸好像是团长,南方人,一次威胁两个儿子说:你们再不听话,我就把米饭都吃光!程滨他妈一次给我们班代课,用山东话朗读《小英雄雨来》,大家都笑,我却觉得这么念更有味道。张少铭家住通讯营那边,喜欢讲故事,但有个口头禅:“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呢……”董巨峰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声调一致,上课又不专心,老师一叫我,他就慌里慌张地站起来。李老师厌烦地说:“谁叫你啦?光腚骑摩托——你得瑟啥呀!”李老师说话有时候不大文明,但对学生心肠很好的。我们最喜欢的恐怕还是王树香老师,人字俱佳,对学生有威有慈,大字报写得整整齐齐,从不霸占其他班级的墙壁。
  

30年前的月亮(2)
会吹黑管的是于凯,写字特别好的是于子军,生字老师让写一行,他却写十行。他姐姐叫于抗美,我说这名字不好听,“抗美”就是“爱丑”的意思,他姐听了十分自卑,见了我总是很沮丧。魏瑞祥和阚秀朋是我的死党,我跟他们的事迹以后要专门写成小说的。焦洪山住在“小草房”那边,他爸用山东话喊他吃饭:“洪山——家来!吃烧饼——蘸红糖!”我们经常模仿着戏弄焦洪山。栗荣亮的事迹我已经写过了,我们班最淘气最马虎的同学,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上大学后一次回哈,给家里买煤,煤厂的营业员正是他。他很激动地指挥手下,给我多装了不少又大又亮的鹤岗优质煤。临别时他对我说:“老孔,听说你们北大一毕业就是工程师啊,一拿就一百多块。没啥说的,别忘了哥们儿啊。”
  后半夜头疼,醒了一阵儿。找不着四肢五体,就又睡过去。小时候梦里要上厕所,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急得要命。后来想起有家邻居的煤棚子上写个大大的“女”,不知他家从哪儿偷来的。那时从单位往家拿边角料没人笑话,但破坏公共设施则属于下作。马路对面是公交车库,我们经常去恶作剧,把无轨电车的“辫子”给拽下来,但从来没有破坏过电车。
  起来吃了一碟番茄拌红枣,头还是晕。30年前,哈尔滨儿童公园有全国惟一的儿童铁路,围着公园整整一圈,从站长司机到票务乘警全是小学生。还有旋转木马,一上去就转得天翻地覆,世界宛如万花筒。忽然木马停了,木柯烂了,乃发现,下岗的下岗,上访的上访,喝血的喝血,喝汤的喝汤。于是模仿某大师,俺也创作一首古诗如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水浒传》云: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门关上,把拴拴了。俺却道: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阿巴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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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最数王怜花(1)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身在学院,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酸腐之气。其实我读武侠完全是受了小蔡清平徐卫曹永平他们的影响,今天看看王怜花的《江湖外史》,更感到他们是用一颗诗人的心去感悟武侠,他们是武侠的真正知音。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封建余孽。恰如本书封面写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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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最数王怜花(2)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这么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这么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事,多情最数王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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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人同坐(1)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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