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布加勒斯特的机会，就已经出现的分歧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内部交换意见，但不作决定和不发表任何正式文件。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赴罗途中，于6月17日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进行了会谈。科兹洛夫对于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商讨。中共代表团感觉到里头一定有名堂，致电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代表团已根据中央的方针做了后发制人的准备。
6月1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随后几天，赫鲁晓夫一直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之事。直至22日下午，赫鲁晓夫才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讲了一大堆十分难听的话，说什么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如此等等，这自然是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难以接受的。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团将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21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这份文件的中文译本长达84页，主要内容是反驳中共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很明显，这个文件是事先准备好的，并且在发给中共代表团之前，已经发给了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当天下午19时，苏共代表团又给各代表团送来了由其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
在24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煽动大多数党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给中共扣上了一系列的大帽子：“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等。
据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回忆：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团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8）
代表团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发回指示，要求代表团做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对赫鲁晓夫仍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6月25日，中共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①
声明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苏联共产党同各国党的关系不是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声明明确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国党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从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性质。希望能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交谈，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赫鲁晓夫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毫不屈服，就在会议结束时，肆无忌惮地对中共大加攻击，称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的民族主义”，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一些紧随苏共的党，也跟着起哄，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
针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真在即席发言中强调：赫鲁晓夫的这种只准自己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的做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准则。他还借用亚里士多德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表达中共对苏共的原则立场。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得到任何便宜，但他并不甘心，于是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采取一系列的严重破坏中苏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举动。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9）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去他们的祖国。”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在7月25日又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期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项目。
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的2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他们的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
对于赫鲁晓夫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中共中央后来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固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坏事也能变成好事，通过这件事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四年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又过了两年，中国的氢弹试验也成功了。毛泽东在谈及这件事时，以幽默的口吻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
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①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并不很热心，且隐隐约约表现出对刘少奇有看法。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对于毛泽###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准备，只得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