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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卡斯特罗突然想起了拉封丹的童话《狼与羔羊》。在这个生动的童话故事里,弱小的羔羊一开始就成了狼的牺牲品。因此,他感到古巴同羔羊的悲剧命运有点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他奋力抗争着,尽可能避免重蹈羔羊的命运,于是他与美国这个宿敌保持相当的距离。当他在认真分析这方面的问题时指出:当古巴决定与美国总统摊牌时,那就“一切都糟了”。
1997年1月,当新的一年被沉重的历史翻开时,历史的车轮驶入了新的岁月。在这春天悄悄来临的时节,古美关系究竟向何处发展?这时,已经取得连任的克林顿开始积极推行支持古巴民主过渡计划。该计划由国际发展署制定,共有24页,其中提出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准备40至80亿美元用于在“后革命古巴”投资,但不要求卡斯特罗下台。另外,经济援助及重新谈判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协议的问题,将主要取决于古巴政府实行政治多元化的进展、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和释放###等条件。
卡斯特罗得知美国的这个计划后,用坚定的语气反驳说:“请看……我们从不讨论在欧洲是存在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国,执政者是保守派还是社会民主党,是支持还是反对一种传奇的‘第三道路’,是赞扬还是诽谤所谓的‘福利国家’,并以此掩盖不可救药的失业痼疾……我们对重现的新纳粹倾向的‘光脑袋’也不感到忐忑不安……”
关于###者和实行政治多元化的问题,卡斯特罗明确指出说:“我看不出同美国战略合作的理由,国内外###者其根源和目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双方都是兼并主义,希望古巴并入美国,反对社会主义……”
然而,自从锡斯纳飞机事件发生后,卡斯特罗的精神状态十分不好,他甚至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同时,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就是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很少发言。如在1996年下半年召开的一次古共中央会议上,劳尔·卡斯特罗和卡洛斯·拉赫分别作了重要发言,而他始终没有发表讲话,这使与会者感到很意外。
在会上,劳尔作了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要坚定地维护体制,并表示要消除在新闻界、艺术与知识创作中和与党有关的核心领域存在的“公开性”的变种。他在报告中还承认共产主义的一些前提,如平均主义、道德纯洁、充分就业和国家供应制受到了损害,而且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缺乏支持。劳尔在报告中还指出说:“关键是要避免他们分裂我们和击沉我们……经济效率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敌人毫不隐瞒利用一部分所谓非政府组织的企图……”
在劳尔作报告和其他人发言时,卡斯特罗只是偶尔鼓鼓掌,他一直保持沉默。由此可见,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不太好。
除此之外,在整个1997年,卡斯特罗很少抛头露面,也很少向外界发表讲话。在这期间,他除了主持一个反腐大会、参加劳动中心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不过,这期间他确实病了,患的是憩室炎,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病。负责给他治病的塞尔曼大夫,还要求他零脂肪和多纤维的节食。
由于卡斯特罗很少公开露面,很快引起了国外的关注,并对此进行种种猜测。同时,一些不怀好意的舆论还说他重病缠身,患了癌症、肺气肿或帕金森症,甚至说他的生命只能维持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到了1997年底,美国的“马蒂”广播电台宣布了“卡斯特罗死亡”的消息。于是,外界认为死者无疑是古巴的领袖人物卡斯特罗。但是,直到两个小时后,对此关注的人们才得知死者是古巴一个普通公民,名叫雷内·奥尔·卡斯特罗·桑切斯。
由于古巴方面暂时没有对此辟谣,使外界信以为真。实际上,卡斯特罗这个坚强的反美斗士是不会倒下的,因为他的身体没有问题,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于操劳过度,他只是暂时处在一种疲倦中,而他很快便会战胜这种疲倦,将以更加强劲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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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与信仰(1)
1997年很少发表讲话、很少公开露面的卡斯特罗,现在又精力旺盛地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们看到的卡斯特罗不但身体健康,而且精神焕发,他仍然滔滔不绝地发表讲话,仍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实际上,仇视卡斯特罗的美国政府和流亡国外的反对派,是不希望卡斯特罗健康长寿的,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人世,这样古巴就可以结束饱受社会主义制度之苦,成为美国模式的民主国家。但是,卡斯特罗偏偏健康活着,并继续勇敢地与美国针锋相对,成为地球上罕见的反美斗士,一个无法击倒的反美斗士。
卡斯特罗健康地活着,却使美国政府和其他反对派们永远不得安宁。但是,他不会因为反对者不得安宁而离开人世,他要顽强和健康地活着。
卡斯特罗除了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外,积极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999年1月,当21世纪的伟大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他会晤了哥伦比亚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和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他们在会谈中讨论哥伦比亚国内的###形势。在他的斡旋下,几个月后,帕斯特拉纳在哈瓦那与本国游击组织之一的民族解放军代表达成谅解。
然而,在此之前,由于哥伦比亚前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的兄弟、建筑学家胡安·加维里亚遭到该国游击队的劫持,卡斯特罗应邀出面调停。在他积极斡旋下,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释放了胡安·加维里亚,同时还放弃施加压力迫使埃内斯托·桑佩尔总统辞职,而总统本人却因涉及贩毒丑闻正为自己百般辩解。
这之后,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专门飞到哈瓦那,请卡斯特罗出面帮助解决国内的冲突问题。藤森请他与革命运动图帕克阿马鲁的领导成员接触,因为该组织占领了利马的日本大使馆,里面有几十名重要人物。卡斯特罗当即答应出面斡旋,但日本政府也必须同时提出来。最后,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由此可见,卡斯特罗是个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和卓越能力的人物,因此在古巴无人可取代他。
随着国际金融浪潮的冲击,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在教育和卫生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他出席在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举行的第七次峰会时,发言宣称古巴可能会向世界完全开放,但遭到新自由主义的嘲笑。他十分鄙视这些人,并对此指出说:“对此我已看腻了。他们不敢说话。他们终于感谢了古巴,因为它说出了他们无法说的话,因为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发展银行有还不清的债务。事情就是这样。”
在会上,当卡斯特罗听到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发言时主张制定国际法规控制投机资本,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认为由于美国不希望南方共同市场和任何其他地区一体化努力的成功,而拉美国家首要的战略是团结起来。他在发言时,用讽刺的语气对此指出说:“……各位先生,我十分有兴趣地读到一些报导,是有关巴西提出的一个问题。若这一问题提交七国集团(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这些国家要费些周折,少不了要翻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以便清醒一下头脑,它们一定会重新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成……”
此前,卡斯特罗还出席了199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大会。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他参加讨论了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多边投资协议,在他的大声疾呼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欧洲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的威胁。他看到疯狂的工业化和自由贸易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因此在“限时讲话”的发言中大声地反问:“剩给我们的是什么工业生产?是那些技术水平低、体力劳动强和高污染的工业?难道想把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变作广阔、免税的自由贸易区吗?”
卡斯特罗在发言中继续反问说:“……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从来不谈不合理、不平等的交换?为什么再也不提不堪重负的外债?我们靠什么生活?发展中国家不能允许分裂它们!”
在世贸组织会议期间,卡斯特罗还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进行了亲密交谈,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相同的主张。另外,他与曼德拉一样都经历了不平常的人间沧桑和风雨。
这之后,在卡斯特罗的积极倡议和支持下,在哈瓦那举行了“经济98”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学家协会中的大部分成员,主要是讨论全球化危机的问题。在讨论会上,大家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若发生一次大的危机,那会是最后一次吗?现在的体制可以抵御吗?最理想的道路是什么?地区还是多边协议等等。
这时,卡斯特罗陷入了新的思考中,这种思考与全球危机紧紧连在一起,他认为:“亚洲虎的上升和下降都与每日世界几十亿美元的流动现象联系着,就如在一个巨大的赌场中”。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他希望能找到最佳突破口,冲破这种危机和失败,这失败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弗兰肯斯坦”、“一颗原子弹”,是投机主义所希望和梦寐以求的结果;“就像在北方的丛林中,它们扑向跑在最后面的驯鹿”。他认为从墨西哥危机到俄国、到亚洲,现在灾难落到了拉美头上。
全球危机与信仰(2)
卡斯特罗认为这种危机的威胁是无法估量的,甚至像洪水猛兽一样难以阻挡。他担心地对此提出说:“大家都可能在几小时内毁灭。有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破产,因为它无法弄到对付所有危机那么多的钱;即使得到这些钱,也解决不了危机,对预防危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