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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对穷人的关注和同情，并非是接受了道德教育的一种驱使，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尤其是来自家庭方面的道德影响。他回忆说：“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会对他说，不能说谎。毫无疑问，对我们进行的教育中包括道德教育，我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家庭对我们进行的教育，当然有道德的部分。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进行教育的依据不是哲学伦理，而是宗教道德。他们开始教的是好和不好的概念，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我们整个社会，道德原则的首要概念会以宗教为依据。在那种宗教的环境和气氛中，尽管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东西，比如相信猫头鹰叫着飞过、或母鸡打鸣之类的事会发生灾祸等，但按传统表现出的毕竟是整个的道德标准。”
在那时，卡斯特罗已经有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有了一种反抗精神，反抗世俗和愚昧的精神。他反对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一个顺从于社会现实的人，这是他同情穷人的基础。他回忆那时的感受说：
“……那段生活中，对什么是做坏事，什么是违反道德，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胡作非为，什么是欺骗，我也开始有了概念。于是，你就不仅仅是接受一种道德，而是明白什么是违反道德以及缺乏道德的人的经历，你就会开始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概念，也就会有人的尊严的概念。对此，有的人敏感性强，有的人差一些，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一个人的反抗性会比另一个人强呢？我认为，一个人受教育的条件会使他具有更强或更弱的反抗性，因为人的气质、性格也都起一定的作用，有的人听话，有的人不怎么听话，有的人守纪律、顺从，有的人不怎么守纪律、也不怎么顺从。但是，事实是，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逐渐区别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说：“……我在整个生活中始终都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概念，我很早就有这种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也亲身体验过。我认为，体力上的锻炼和体育活动也能培养人严格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誓达目的的意志与自我约束的纪律。”
卡斯特罗在回忆到影响力的问题时说：“毫无疑问，老师、耶稣会的教徒、更不用说那位铭记个人尊严伟大意义的西班牙教徒，不管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他们对我都有影响。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有个人荣誉感，而耶稣会教徒的个人荣誉感更强，他们重视人的性格和正直，重视坦率、勇敢和承受牺牲的能力，他们善于赞扬和推崇其价值。是的，老师对我有影响。毫无疑问，耶稣会教徒用他们严格的组织纪律，用他们的勇敢精神影响过我。他们在培养人的某些方面，在培养人的正义感方面起过作用。也许这种培养是非常基础的，但它却意味着是一个起点。”
坚定信念的形成（2）
由于对无产阶层的关注和同情，卡斯特罗已经有了某种政治觉悟，开始剖析政府的毛病并思索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他回忆说：“我认为沿着那条路终于使人觉得胡作非为、不公正、一些人沦为低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这种认识是在一个人的觉悟中逐渐形成的，并始终伴随着他。我认为这一系列的事情，首先使我拥有某些道德标准，其次是使我不可能接受一种阶级的调教，不可能有一个阶级不同于并高于另一个阶级的认识。我认为，这就是我后来政治觉悟得以提高的基础。”
另外，关于政治觉悟的问题，他在回忆中还说：“对于我来说，我的政治觉悟并不是因为我出自穷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也不是因为我的社会条件；我的政治觉悟是通过思考、推理，以及深刻的感情和信念的升华而获得的。”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认为，他所说的信念、推理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考虑能力和发展感情的能力，是他日后逐渐树立革命理想的重要基础，也是他要搞社会主义的基础。他回忆说：“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对我灌输政治思想，我无幸拥有良师。在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有过杰出的老师、杰出的导师，都有过良师。不幸，在我的一生中我必须成为我自己的良师。从我12、14、15岁起，我要感谢多少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呢！？我要感谢多少曾在政治上给过我教诲的人呢！？我要感谢多少曾对我灌输过革命理想的人呢！？”
在回忆到信仰的问题时，卡斯特罗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有人问我：您什么时候有过某种信仰呢？我会回答说：好吧，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信仰。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念，在学校他们无法对我灌输那种价值观。后来我有了另一种价值观：政治信仰、政治信念，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是通过我所有的经历、我的论证、我自己的感情由我自己培养的。”
由于有了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卡斯特罗将沿着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他在回忆时说：“我一定继续走我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发扬我的革命理想的漫长的道路。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得出自己的结论有着巨大的意义。”
以上是一个中学生心路历程的最初显露，而且还萌芽了一种十分模糊的政治信仰。
1945年3月22日，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十分活跃的卡斯特罗参加了学校举行的模拟议会辩论。在这次模拟议会辩论上，他充分展示了自己敏锐的思维和演讲才能，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有关卡斯特罗参加这次模拟议会辩论的一些活动情况，据1945年6月号的《贝伦共鸣》载文说：“文科大学预科学生一旦在公共生活中出面维护在中学学到的原则和理论，立即对一条提交共和国参议院审议的法案做出反响。该法案限制言论自由，特别是教育自由。古巴未来的议员们在爱国和宗教的旗帜下进行了演习……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了此次活动的第二部分，他亲切地向公众解释另外一种模式，阐明在许多地方国家如何对私人教育进行干预，如美国、法国、英国；从完全自由，有时是支持，直到绝对集权，像俄国和德国发生的那样……”
此次模拟议会辩论，是贝伦中学文科毕业班的学生在阿维利亚内达文学院举办的一次活动，被邀请参加此次活动的有政治家和教育界的权威。该活动进行了模拟编撰课文、演讲及教学练习。在演讲中主要是用米拉波、拿破仑、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词。与此同时，该活动中还讨论了教育法的问题。主持这次活动的费尔南德斯·巴雷拉老师决定利用这个主题，以模拟议会的形式，选出学生代表进行公开辩论。在辩论中，主张私立学校自主的大多数是宗教界人士，赞成干预者的主张之一是用歌颂古巴“解放者”的著作取代私人教育采用的课本。
在辩论会上，卡斯特罗首先走上讲台，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主要阐述了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干预如何产生弊病。巴雷拉老师日后对此说：“在陈述的那一天，我的右边是为私立教育辩护的菲德尔，左边是按照共产党领导人胡安·马里内略观点发言的巴伦廷·阿雷纳斯和何塞·伊戈纳西奥·拉斯科，主张教育国有化。”
卡斯特罗的演说充满了激情和才思，但却显得幼稚和缺乏成熟。不过，这毕竟是一个中学生的演说，毕竟还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参加社会活动。
1945年3月23日，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的机关报《今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奇妙的表演》的文章。文章对卡斯特罗的演讲进行了冷嘲热讽，认为他是一个幼稚的空谈家。文章这样写道：“议员是精心地从深深地被纳粹长枪党员所腐蚀的可怜的穷人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花言巧语。可爱的闹剧的第二个角色是由一个做着明星梦、大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扮演的；纯洁的菲德尔，贝伦中学集权主义导师的忠实信徒……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了围绕公私教育关系的可怕的‘空谈家’。他的言论博得了一片喝彩。闹剧的第一部分就此结束。”
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文章后，心里感到非常气愤，觉得自己受到了共产党红色记者的侮辱，声称要找那些人算账，甚至要采取过激的报复行为。但是，大家立即阻止了他，认为这是失去理智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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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念的形成（3）
卡斯特罗在管理图书馆学习大厅期间，读了大量的本国和世界历史著作，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与此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尤其是读了西班牙的文学名著《唐吉诃德》等书；这对他的思想有一种新的启发。因此，他在贝伦中学的几年学习中，收获是巨大的，这为他进入哈瓦那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卡斯特罗在贝伦中学的学业即将结束，他就要从这里毕业了。他在毕业前最后一次的考试分数为：语文75分、西班牙文90分、美洲历史98分、逻辑学100分。他在毕业的那天，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