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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当新的一年悄然来临的时候，在卡斯特罗的精心策划下，他所组建的远征军第一批40名已到达墨西哥，接着又相继来了十余名。这些参加远征的人员，除了一部分是挑选来的外，大部分都是反对政府的中坚分子。不过，“七·二六运动”中远征队伍吸收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如弗兰克·派斯的奥连特革命行动和巴尔塞内斯的全国革命运动的脱党人员、数百名正统党、解放行动、真正党党员等。这之后，还吸收了共产党中不满分子，这种不满情绪主要来源于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反斯大林主义及赫鲁晓夫上台。
这时，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的家成了远征人员聚会的地点，而卡斯特罗在这里分别秘密接待他们，随后为了安全起见将他们分散居住在各个地方。同时，他还为远征队伍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如要绝对听从指挥、不准互访、打电话和在街上会面；而每个驻地要有必要的工作分工，与负责人见面必须使用暗号和暗语；另外还规定了学习政治和普通文化课的时间；每人要捐8美分的生活费，以减轻远征军的负担。由此可见，这为他日后建立正规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参加远征队伍的人员分期分批到达墨西哥后，卡斯特罗立即请出巴约将军帮助训练远征队伍，这是他们事先已经谈妥的事情。随即，巴约放弃了自己家具店的经营管理，并辞去了高薪在航校授课的美差，开始为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轮流上军事理论课、战术课等。巴约还要求一部分远征人员在市内体育馆进行体能、个人自卫、举重和柔道训练，而另一部分远征人员被带到查普尔特佩克湖畔、树林中或山路上进行野外训练，同时还进行游泳和划船训练。除此之外，还在阿吉拉和阿斯特卡俱乐部进行射击训练，并组织队伍装扮成狩猎的学生进入山区实战演习，以提高远征军的战斗力。不过，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具有政治智慧的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就是在这期间加入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并在日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切·格瓦拉在加入卡斯特罗的组织之前提出了一个条件：当时机成熟，完成了对未来革命的责任时，不限制他，任何政治因素也不能阻止他前往某个拉美国家进行斗争，理想的国家是阿根廷。卡斯特罗接受了他的条件，这实际上是他们之间的约定。随即，切·格瓦拉也参加了军训。他日后对此回忆说：“我对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但是，我与起义司令走到了一起。从一开始，一种浪漫同情和冒险的纽带及值得为如此纯洁的理想而倒在异国海滩上的观念将我与他联系在一起……”
这时，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佩德罗·米雷特和尼科·洛佩斯从古巴分别飞到墨西哥，参与策动远征军作战。与此同时，卡斯特罗高兴地收到了福斯蒂诺·佩雷斯带来的7000比索支票，他随即用这笔钱从军火商安东尼奥·德尔孔德那里买到一批枪支，用以进一步扩大远征队伍。
在为部队选择营地的问题上，卡斯特罗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放弃寒冷和多风的地区，选择在波波和伊斯塔山脚下的查尔科建立远征军营地。这里距墨西哥城只有35公里，是一片无人光顾的荒野地，位于平原和大山之间，地理位置较为理想。另外，他在5月10日指派巴约将军承租了圣罗莎农场，名义上将此作为度假地，实际上成了策动远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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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组建远征军（4）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卡斯特罗命令远征队伍分别开到营地集中，接受更加严格的军训，并在部队中建立了纪律制度。士兵们睡在硬地上，并将其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唯一一张破床是专为巴约将军准备的。将军对他们说游击队员不用肥皂、牙膏或牙刷，需要他们养成习惯。而且，有的训练是在夜间进行的，包括狩猎、打渔、模拟战斗、攻防战术、渡河和遭遇野兽的技术。在一次行军途中，卡利斯托·莫拉莱斯拒绝多走一步。结果他被判罚关禁闭，几天后才得到宽恕，条件是重回训练。不久，远征队伍就涌现出了优秀的固定目标射击手：卡利斯托·加西亚和胡安·阿尔梅达，还有切·格瓦拉。他们不仅在正面，还可以从侧面射中800英尺外的圆盘。远征队伍除了军训外，还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有关古巴的政治理论。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经常来到远征军营地检查工作，每次来他都要亲自参加军事训练，并了解情况。他还发现切·格瓦拉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尤其是在射击方面表现突出，而且他身上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奋斗精神。因此，他将切·格瓦拉树立为部队的榜样，还任命他为训练队长。
卡斯特罗除了参加训练外，他还对训练队伍进行拍照，以供研究，同时将部队的训练活动标在作战地图上，研究战略战术和作战部署，为即将发动的远征作军事准备。这时，巴约将军提出将床让给他休息，而他每次都坚决拒绝：“不，床是你的，我的将军！”
在卡斯特罗的领导和组织下，“七·二六运动”的远征军正在不断扩大和加紧操练。因此，他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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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捕与释放（1）
随着远征古巴预期日渐临近，卡斯特罗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远征的准备工作中。他不但要为建立一支纪律严明、具有顽强战斗力的远征部队而倾注大量心血，还要为远征所需的费用四处奔波筹集。他预计，年底远征军登陆古巴时需要10万比索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前往哥斯达黎加筹集资金，同时指派梅尔瓦赴哈瓦那筹措资金。
除此之外，1956年6月10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初夏时节里，卡斯特还专门致信梅尔瓦。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亲爱的律师，收到你的信函，给我带来那样令人兴奋的消息……去进行最后努力吧，令人鼓舞的是时间在你的手中……你的礼品（指一支步枪）在这里，保存很好，等待着你。我也希望把我这里的最喜悦的消息告诉给你。焦急地盼着能亲自听到你的感受，我的耐心越来越小。我今天动身去哥斯达黎加。我尽快返回，最迟不过15日。今天，就像你知道的无数次那样，我无法合眼一分钟，但我高兴和乐观。拥抱你，祝福你。亚历克斯。”
不过，不幸的事情常常会伴随喜悦而来。由于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巴蒂斯塔政府构成很大威胁，使他们感到恐慌。于是，古巴当局于6月间下令警察对“七·二六运动”的成员进行残酷捕杀。一时间古巴的革命者陷入了恐怖的威胁之中，尤其是该组织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警察捕杀的重点。这时，卡斯特罗在国外得知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和干部开小差的现象，致使古巴的“七·二六运动”的组织遭到一定破坏，这使他感到十分难受。另外，在墨西哥，古巴驻该国大使馆正在策划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因为此前大使馆收到了巴蒂斯塔的捕杀指令。不过，卡斯特罗对墨西哥政府是否愿意支持巴蒂斯塔的计划表示怀疑，但也不能排除墨西哥当局会与巴蒂斯塔合作。因此，他要求大家保持高度警惕。关于这时候的一些情形，他在日后墨西哥监狱里写的文章中做了描述，这就是7月15日发表在《波希米亚》杂志上的题为《够了，谎言》这篇文章。他在文章这样写道：
“……问题是最大限度避免丑闻和不留痕迹。一方面，我们是及时得到了情报，但首先是由于幸运，计划还未实施。负责这一使命的代办人近几个月两次来墨西哥，每次都落脚在墨西哥最豪华的普拉多旅馆。第一次被在恩帕兰住宅巡视的同志们发现。代办人表面沮丧地回到古巴，报告说完成任务决非易事。几周后他又回来，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人……于是，这两人向他保证说唯一能胜利完成任务的是一个古巴家伙，一个居住在墨西哥的逃犯，持维拉克鲁斯人的证件，名叫阿图罗—埃市哈罗乔。他首先是个密探，警察局长莫利纳里将军的亲信。但我认为莫利纳里与此事毫不相干，因为古巴特工人员直接与埃尔哈罗乔联系，并许诺1万美元，由他和另一个将来自委内瑞拉的家伙平分，他们不愿意墨西哥人介入此事，……他们知道有人与我形影不离，决定也把他消灭。他们的计划是用一辆警察巡逻车拦住我们，铐上我们，绑架我们，与我们一起消失，不留任何痕迹。还告诉我，他们手中有一封由我署名的信，完全模仿我的签字，想从另一个国家把它寄往恩帕兰49号，我在信中称需离开墨西哥。他们打算首先制造混乱，同时编造各种谣言。完成了计划最后的细节安排后，特务们回到了古巴，大约是6月10日……”
由此可见，巴蒂斯塔的特务已经牢牢地盯上卡斯特罗的行踪，并制定了抓捕计划，决定派哈瓦那大学警察原中尉埃瓦里斯托·贝内雷奥前往墨西哥执行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因为此人在20世纪40年代便与卡斯特罗相识。卡斯特罗在墨西哥见到此人后便保持高度警惕，知道他是来暗杀自己的特务。但是，他没有采取躲避的措施，而是决心将对方争取过来。这样一来，古巴当局的暗杀计划便流产了。
关于这时的一些情况，卡斯特罗回忆道：“我们不得不静候事态的发展。我们知道一个卑鄙的凶手为1万美元的赏金在策划谋害我们。我们要做的是采取一些初步措施：深居简出，停止去以往光顾的地方，但我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充分估计到面临的危险……当发现我们有了警觉并准备自卫时，他们感到继续执行原计划是很危险的，于是对我们使用了联邦警察……古巴大使馆一直伴随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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