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
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
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
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
分了，试问这样准备有什么用呢？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
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
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
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
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
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
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
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
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
愿意渴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
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
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
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
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渝雪我们的一切国
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
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
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
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
勇气。
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
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到了这种时候仍然不忘记要政治手腕。当他得知“讨逆军”已开始行动
的消息后，既怕何应钦的军事讨伐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又想利用讨伐的王牌来要挟
张、杨早日放他、所以，端纳奉宋美龄之命来讨一张“停战手令”时，他只给何应
钦下了停止军事讨伐三天的命令。但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并未接受，他说这个
命令是蒋介石在西安被迫下达的，因此决定不予执行。直到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
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了下来。
这时，端纳也回到了南京。宋美龄意识到，目前真正能够劝说蒋介石接受谈判
的只有她本人了。于是，她决定同宋子文一起飞赴西安，但何应钦却不允许，他对
宋家兄妹说：“你们去西安，安全问题我不负责。地上过不去，天上有空军干涉！”
此时，张学良闻知宋美龄要赴西安，也来电奉劝她在绝对停止军事冲突之后再动身。
宋美龄见状，遂决定由宋子文先去西安。20日，宋子文与端纳一起飞往西安。
宋子文抵西安后，即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周恩来耐心地向宋子文阐明了中共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来深受感动。当晚，宋子文和张学良一起来到
蒋介石的住所，两人一齐力劝蒋介石接受谈判。经一番激烈的争辩，蒋介石的态度
始稍有转变，从拒不谈判转为讨价还价。
21日，宋子文带着满意的心情返回南京，他一到南京就到处宣传西安的情况，
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宋美龄由此更坚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22日，
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人来到西安。当时蒋介石对张、杨二人
的行为仍有强烈抵触情绪，经宋美龄、宋子文等传达南京方面的局势，蒋介石也认
识了何应钦、汪精卫等人的险恶，12月24日，蒋介石同意与张、杨还有周恩来谈判，
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但蒋介石坚持不在
书面文件上签字，他强调的理由是，如果形成书面文件，他就将在全国失去威信，
以后的领袖就不好当了。但蒋介石再三保证：对自己的承诺决不食言。
周恩来向蒋介石指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
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
形势是不抗日无以报国，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
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一致团结对外御侮，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石谈
话时，宋美龄及宋子文还对周恩来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感谢。蒋介石遂以“领袖人
格”担保，表示回南京后即执行谈判协议。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实现了
关键的一步。
当时，虽然蒋介石口头上同意了执行谈判协议，但由于他没有签字，中央军也
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因此，在西安的许多爱国将领不同意就这样放蒋介石回南京。
宋氏兄妹每天处于焦虑与疑惧中，唯恐变生意外。于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一方面频
繁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们中间，多方做解释工作，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
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的军队自潼关各向后撤1千公尺，并将西安谈判的进展情
况转告何应钦和孔祥熙。在抓紧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之外，宋美龄还努力做张学良
的工作，不断给他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已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一旦大规模的
国军进攻开始，双方都可能毁于一役。为了维护自己与蒋介石的尊严，她责怪张学
良铸成了“大错”，同时又表示理解张学良“确为造福国家”的初衷。
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所以，宋美龄一再要求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
蒋归宁，希望张学良以释放他们做为“圣诞礼物”。张学良深恐在放蒋这最后一步
上出什么乱子，于是在12月25日下午 3时许，在既没和周恩来打招呼、也没有同杨
虎城商量的情况下，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径直去了机场，又亲自送蒋介石飞往南
京。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
博在回忆中说：
“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
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假一个月藉资疗
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
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命令特赦，
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应蒋介石的请求，这一场“审张”、“赦张”又
“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
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
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于1937年6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
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1937年11月毅然携眷
回国。杨回国后，便被拘禁，直至1949年9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风将
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共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
（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唤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
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
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
至此！”
西安事变也是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关系的一次严重考验。尤其是宋美龄在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并甘冒风险，亲赴西安，面会张、杨稳定局面，终于化
险为夷，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其中，固然是中共中央及张、杨等人抗日救
国的决心和远见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宋美龄在事变发生后所表现出来的勇气、
意志以及为解决事变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是应该肯定的。宋庆龄女士在此后说过一
句话：“蒋宋之间，开始并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美龄真诚地爱蒋，
蒋也真诚地爱她。”这个评论是比较客观的，公正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
口静加治疗。“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月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受X光的检查，
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中越墙时所受的背上的跌伤。9日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
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日他飞往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