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个人唇枪舌剑，竟当面争吵起来。蒋介石说：“我不
支持你，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则反驳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这种当
面反驳的口吻，直把蒋介石气得嘴里吐长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李宗仁之所以成
竹在胸，是因为他背后也有美国在暗中支持。何况既已决定竞选，弓在弦上，也不
得不发了。李宗仁自己曾回忆说：
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年）3
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
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
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候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
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
禧且特地请黄绍、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
力反对我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
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
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
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
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
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
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不吃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
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
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
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
党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
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至于监察
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
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
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
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
复电，俱说，曾将我见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
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
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
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
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
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
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
也推出徐傅霖。由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
是东北耋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
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项
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
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
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我既考
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
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
我胜利。
4月29日，进行副总统决选，李宗仁以多得1438票的微弱优势淘汰孙科，当选为
副总统。蒋介石当时在官邸里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消息，当得知李宗仁获胜时，
蒋介石气得一脚把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待从备车。上车后，蒋介石
如发疯一般，让汽车忽尔驶往陵园，忽而又掉头开往汤山，其疯狂之态，竟使侍卫
们以为他要自杀。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到会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
创造光明之前途”。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致词表示：“进一步
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勘平叛乱。”
1948年6月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
“显著地衰老下来……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
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又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
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形容蒋介石身体状况和视事能力的语言，恰可用来形容当时
的国民党军事及政治形势。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城市作为军事
依托，在东北也只剩下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据点，其余的广大地区均已在我人
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这种军事态势加上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已经预示蒋家王朝
的灭亡。
1948年8月3日至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
“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
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还特地叫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参
加会议，任务是观察会场气氛，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及时向他汇报。这是蒋介石召
开的一次重要的全面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战局危机”，对战
事做一次全面的部署。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
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上还要有利。但由于在
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
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
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
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
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为之震惊，这证明共军有攻坚大城
市的力量，动摇了蒋军依赖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联
成一片。这时，在整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党”而不利于“党
国”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增加到280万，用缴获“国军”的大量武器
改善了装备，并在两年作战中获得作战经验。在部队的政治质量方面，“国军”更
不能与解放军相比。
与此相反，国民党在军事上连打败仗，军队数量已减到360万人，其中能用于第
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大约有1亿人口的
解放区内广泛而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分得了土地的农民
更加积极热情地自愿参军参战，为保卫他们分得的土改胜利果实而投身到最后埋葬
蒋家王朝的战斗中去。而一贯自诩“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却不但不执行孙
中山“耕者有其田”遗愿，反而一味在国统区内大抓壮丁，用以补充其日渐枯竭的
兵源，并以横征暴敛来维持其浩大的军费开支。两相对比，国、共两军优劣立判，
难怪连一向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政府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正当蒋介石在制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中举棋不定的时候，我人民解
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蒋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2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由林彪指挥的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这一方针，集中了主力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
武装共53个师，（7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一举发起了辽沈战役。
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蒋介石慌了手脚，在东北数易主帅，从熊式辉换
成陈诚，再把陈诚换成卫立煌。卫立煌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消
极的守势，主力部队不出沈阳一步。卫立煌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蒋军守
备部队如何告急，任凭蒋介石一再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
在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并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
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卫立煌的打法，曾一再主张
要卫立煌把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去，可是，东北部队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
至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