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蒋经国的辉煌时期。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声，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
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江西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亲信和嫡系干部，
由此他还结下了一段风流姻缘。
1940年6月，蒋经国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取得国民党和三
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
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实质上是江西支团的
首脑“第一把手”。但当时的三青团首领康泽却不买这位“太子”的帐洗使个杀手
铜，在江西三青团支部安置了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是架空蒋经国，使其成
为空头主任。蒋经国当然不甘示弱，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扶植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在赣州赤殊岭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
任。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训练中，蒋经国强调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要求
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称，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主任”（蒋经国）。
以后故有“赤殊岭精神”一说。“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开训的，3月结
业，为期三个月。赣州“青干班”共办了万期，训练学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后来成
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暂的“西北之旅”。蒋介石也
曾一度设想让蒋经国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权。蒋经国本人也觉得新疆这块地方靠
的苏联，他对苏联情况最熟，何况在赣南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加上在赣南的政绩还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首肯。现在要换一块更大、更重要的
“用武之地”让他大显身手，那更能在父亲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因此，他
从内心里是感到高兴的、跃跃欲试的，有好一阵子他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清朝“钦
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觉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这副残局，非
他莫属了。
然而，蒋经国出任新疆主席的美梦却最终难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
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蒋经国，认为他年轻、资历浅，不堪担任“封
疆大吏”的重任，让他去新疆独挡一面未兔太锋芒毕露了；其二，就是在蒋介石的
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怀疑蒋经国，认为他从苏联回国后，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正是
“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如果再让他把这一模式带到新疆去推广，“岂不比盛
世才还盛世才”？这样，蒋经国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终于成了黄梁一梦。
“新疆王之梦”既已成泡影，蒋经国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前程。蒋经国深知政
治斗争之险恶，深刻地领悟到，没有党派组织做强有力的后盾月B么再高明的“行政
官”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蒋经国决定还是寻其父蒋介
石的“旧梦”走黄埔军校起家的道路。蒋经国首先选定的学校是国民党CC系控
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他认为控制了这所学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国的县长、县党部书
记这一级干部、一改“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岂料，一向控制国民党党校的陈
果夫、陈立夫哪能容忍蒋经国涉足“陈家党”。这样，蒋经国染指中央政治学校教
育长一职的企图又泡了汤。蒋经国只得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团上了。
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干事。会
议期间，蒋经国提议，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升格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
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以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决雌雄。蒋经
国这个提案很快获得通过。
19M年元月，蒋介石改派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
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这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蒋经国取康泽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
团的一个绝招。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起于江西，抓党组团，同是发动于江西。这次走马上任，率
领一批来自赣州的嫡系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陪都”重庆“复兴关”，进驻“青
干校”。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1946年初，蒋经国将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学员
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
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原“青干班”已毕业的一至五期学员，实际上已掌握
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现在这批骨干已为蒋经国所控制，大大强化了他
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此外，在“青干校”内还附设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
专门招收一些具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蒋经国培养幕僚以及亲信骨干。1946年
9月，在庐山举行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圈选”的72名中央干事中，
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居第二。不久，又进行了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
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之职，直接把持三青团组织训练、干
部培养等大权。所以，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
中央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干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团实权之后，蒋经国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的军队。后来，等到
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全部抓到手的时候，他在重庆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高峰，并为他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以他为首的
“新太子派”业已形成，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黄埔系等几个大
的派别并驾齐驱了。
但是，蒋经国以在赣南“推行新政”起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却也
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一些人攻击他，说他是“左派共产党的代理”。而当时，
蒋经国的思想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抗战时期，延安的
《新中华报》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少。而蒋经国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
且看得非常仔细。甚至吩咐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抗敌委员会所办的《动员旬刊》将延
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动后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忆蒋经国时曾说：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
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
是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
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
南》上。我认为，辩与不辩，为无补于事，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境况而
已。
一天，蒋经国问我：“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我说：“没
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
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
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指责也
就绝不会少。
“推行新政”之举，固然反映了蒋经国初涉政治舞台、踌躇满志的欲以“政绩
卓著”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欲望，多少有些“想出风头”意味。但是，就工作实绩而
论，他也的确颇有建树，这一点是后世史家所共认的。当时的蒋经国，年轻、有朝
气，政治上比较开明，思想上也比较左倾，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的确做了
一些“体恤下情”的好事。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访，化妆成小商贩去
抓赌禁娼。再如禁烟，蒋经国更是不遗余力，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查禁，表现了一
个青年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赣州，由于远离首府、地近广东沿海，所以烟馆林立，贩卖鸦
片的人很多，抽大烟的人更多。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下令动手抓人，以至抓
的人太多，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对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关又关不下，放又放不得。
于是，蒋经国又开办了“强民工厂”强迫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做工。1940年，张治中
将军由广东韶关到江西，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受到张治中的赞扬。
蒋经国的“平民思想”和家乡观念也很郁厚。从苏联归国后，也许是长达12年
的乡恋积郁过久过深的缘故，他在溪口“静读”期间，就曾有过不少关心桑样的善
举，也曾多次到家乡的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日，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抗战。就在
这时，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
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
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避祸。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
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
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江西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
县长，成了一个执掌实权的“父母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
邓士萍、徐恒赢（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
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战争的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匾乏，米价暴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