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团结；而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必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他的看法是，西南地方力量当时有条件这样做，应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这次会面达成的一个操作性协议是，*中央派员到雅安，在祖父任军长的24军内设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 是年6月，*中央派王少春夫妇和报务员石励携带电台到雅安。 为防止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捣乱，祖父将他们安置在苍坪山下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保卫。王少春和祖父直接联系， 当祖父离开雅安的时候，指定张伯言和杨家祯参谋长和他联系。从此，祖父和*中央有了一条直接联系的渠道。通过这条渠道，祖父得以及时了解*中央对局势的分析和态度以及有关政策。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也通过这部电台和祖父沟通。祖父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1949年刘邓大军即将进军大西南之际，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祖父及时通告，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并嘱咐祖父，起义行动不宜过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祖父对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的关照十分感念。
周总理来家中（2）
祖父与周恩来的政治交往，无疑是首先看重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这一政治背景。然而，周恩来的个人能力和人格特点也无疑使祖父乐于与之往来。祖父晚年曾和我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精明过人，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你的意图；为人周到。
除了设于祖父军队中的电台这一渠道之外，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有时也通过中国*政团同盟的朋友向祖父转达一些意见。比如，1945年初，旧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周恩来在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南京之际，嘱民盟朋友向祖父转达说：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总是不可避免，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并提醒祖父：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支持，谁也站不住。他希望祖父把西康工作做得好一些，取得人民支持。
祖父和中国*政团同盟（这是中国*同盟的前身）有较深的渊源。1941年，国内几个政治派别在重庆召开会议，联合组成中国*政团同盟，推选张澜任主席。在中国*政团同盟酝酿成立期间，张澜曾多次和祖父会晤商讨，希望川康军政界负责的朋友予以合作。祖父向张澜承诺，对中国*政团同盟将在政治上配合，经济上尽力协助。此后，祖父的确是这样做的。同时，祖父也通过该同盟扩展了政治联系。
祖父虽然和中国*政团同盟领导联系密切并对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但在一段时间中，他并不是其成员，和*政团同盟的政治和组织关系主要是通过和张澜的个人联系去体现，对外则以同情者的面目出现。祖父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人士于1941春年组织了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该团体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中国*政团同盟的活动或对之支持。参加“唯民社”的有共产党员、*人士，其中大都是文化界、教育界名人。“唯民社”成立以后，创办了《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唯民周刊》等刊物，以及书店、报纸，宣传抗日和*思想。关于“唯民社”的成立过程和宗旨，祖父在其回忆文章中曾有所叙述。 为了使回忆更加准确，祖父在1960年代准备写作时，曾请一些重要当事人协助提供资料。在祖父去世后搬家时，发现有的资料居然没有在“*”初期的抄家中遗失。父亲把这些材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中，有一份是“唯民社”主要成员李相符（李是共产党员）写的“唯民社”成立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在一九四一年间，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已日益暴露消极抗日、积极*，同时在大后方借‘抗日’之名，加强一党*。特务横行，压制*，引起全国人民不满。即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几个经常来往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宪章、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一九四一年春），根据自公（祖父字自乾，这是尊称――笔者注）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邵石痴主持财政，马哲*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在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的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实行*’。”
周总理来家中（3）
至1944年，张澜向祖父讲，现在抗战形势更艰巨，反蒋斗争也更尖锐，你老应当正式入盟。祖父同意张澜的意见，遂申请加入民盟。这样，祖父在成都慈惠堂街张澜的住所，填写了加入中国*政团同盟申请书，履行了加盟仪式，成为正式盟员。张澜考虑到祖父的特殊处境，将申请书当面焚毁，这意味着祖父是一个秘密盟员。祖父的秘密盟员身份，只有张澜等极少数人知道。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的政治出现新的格局，前景展现出新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政团同盟内部发生分化。分化之后，中国*同盟成为独立党派。中国*同盟召开临全大会，推选张澜担任主席。在会上，祖父被选为中央委员，身份仍旧不对外公开。
*同盟临全大会以后，鉴于“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政治纲领中，且该社主要负责人大都参加了民盟，遂停止活动。
那时，国民党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1946年5月，祖父与国民党内及民盟的一些人物，包括李济深、冯玉祥、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重庆聚兴诚银行举行秘密会议，分析局势。据与会者分析，未来的发展可归纳为两种可能：第一种，政协成功，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第二种，政协失败，国共决裂，进行全国性内战。多数人主张，如果出现第一种局面，应当积极参加联合政府；如果出现后一局面，则应联合国民党内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1947年冬季，李济深委托朱蕴山到成都找祖父，商讨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祖父未亲临成立会。在会上，祖父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化名杨宗文。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后，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对象发展组织，同时联络各县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成为参政、议政的“*党派”组织。听父亲讲，由于祖父兼有这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而向周恩来征询去留意见。周恩来的意见是，还是作为民革成员为妥。祖父遂退出了民盟。这样一个安排，从后来的政治进程来看，客观上使祖父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民盟组织中形成的尴尬。
回顾祖父和民盟的关系，不乏一些令人回味之处。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但是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它也发展了像祖父、龙云这样掌握枪杆子的地方实力人物为秘密盟员。这样的举措，固然包含有民盟政治领袖张澜等人的政治大略考虑，但也和蒋介石集团对于像民盟这样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的压迫包括暴力威胁有关。在一个没有和平竞争环境保障的多党格局中，受到政治压迫和暴力威胁的政治组织要坚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寻找特殊经费来源和必要的安全转移地。而像祖父那样在思想上认同民盟政治纲领，政治上对民盟有所依凭，私交上与民盟领袖有互信的地方实力人物，正可以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经费支持和安全保护。事实上，1947年，当四川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之际，成渝两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正是转移到祖父控制下的雅安坚持斗争。
这样一幅多党政治格局图景，离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多党和平竞争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但却是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一幕。我有时甚至想，如果共产党没有很快地取得国家政权，而蒋介石集团对其他政党的暴力压迫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像民盟这样由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会不会也被迫走到武装割据的策略路线上去？
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精英人物的设计，但或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充满传统羁绊的现实基础上逐渐演变的。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精英们拿来了国外的多党蓝图，但却演变成了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竞争；拿来了共和口号，却演变成了军事割据。这种怪异的状况，和当初的理想相去何远！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充满中国特色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大陆的基本统一与和平，并建立起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几经曲折之后，实行了充满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此间的道理，颇值得研究。当然，变迁的过程尚未结束，此时下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定型的结论尚早。
话说远了，现在回到祖父的故事上来。听父亲说，贺龙有一次和祖父谈话，示意他写入党（中国共产党）申请书。祖父以他对自己的政治定位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他说“身虽不至，心甚向往之”。我问父亲这件事是在什么时间，父亲回答说，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大约是1958年。祖父是1959年调北京工作的，贺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就到了北京，以此推断，这次谈话很可能发生在祖父到北京开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