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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黄酒之类的国酒就不用说了，它被从酒瓶里倒出来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干杯。当然，啤酒可干，威士忌可干，葡萄酒亦可干，至于最受我们欢迎的各种品牌的法国ＸＯ干邑，国人皆曰可干，谁叫你姓中带个“干”字呢？不干你干谁？
这正是中国饮酒文化中最遭人诟病之处。换句话说，白酒、黄酒你要拿来干，再不健康，再不文明，也还是属于中国人的内部事务？鸦进口的威士忌、葡萄酒你也要干，其后果的严重性就难免会涉及到我们的国际形象了。
其实，任何一个对洋酒以及洋人饮酒习惯稍有认识的酒徒都会告诉你，除了俄国人的伏特加之外，绝大部分洋酒都是为了味觉而存在的。因而，须得耐心嗅之、含之、玩之，然后才是缓缓咽之，如此方能充分体验到酒味的变化多端，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不同的酒往往还得与不同的菜肴相配合，以利于美味的交互式演绎。大口干杯，暴殄天物，连酒也喝不好，还能奢谈什么品味呢？
洋酒到底是以深饮为好还是以浅酌为佳，并不涉及到品味这个骇人听闻的问题，更多还是因对酒之功能的不同理解所致。在大部分中国饮者的心目中，酒其实是一种药，或者说是一种药性高于味觉之物，主治忧郁及烦恼。与洋酒相比，中国酒大都闻起来很香，但是喝到嘴里却没有更多的变化，往往是一把烧刀子一烧到底，因而更适宜用来干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一口气喝完有助于味觉的激发。干杯的动作与服用汤药实在很像，反过来说，从来也没见过有人对药去做什么细细的品味。
作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我其实没有资格对旁人拿洋酒“干杯”的行为说三道四，我不愿意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知道经常对这种行为做出猛烈抨击的大多是不相干的人，而酿洋酒和卖洋酒的老外，其实是很赞同干杯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厦门还不算是一个消费城市，距离赖昌星在该地设立他的销金总窟还有些年头，我认识一个驻在当地的洋酒代理商香港人Ｂｌｕｅｓ。一天晚上，有人在某个夜总会里连干了三瓶路易十三，还要再开两瓶。于是Ｂｌｕｅｓ于夜半三更在床上接到了夜总会老板请求送货的电话。一向任劳任怨的Ｂｌｕｅｓ一边安排人手送酒，一边驾车前往办公室给总公司起草一份报告，主题是“厦门的干邑市场前景看好”。
最近，我在上海的一份时髦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一家新加坡人开的红酒廊，老板娘和该报记者把酒大谈红酒的文化品味，依依惜别之际，老板娘豪爽地提议干杯，并且补充道：“是朋友就要干杯！”
这些言行最初令我十分茫然，不过转念一想，人家也有道理：你越干杯，我的酒销得越快，在干杯一事上，几乎没有一家在中国有生意的洋酒公司提出过异议，“不提倡也不反对”就是他们最绅士的风度。
不过我还是相信，洋酒公司大班们对于拿洋酒干杯的行为，在心底里还是会有几分恻隐，有几分郁闷的。只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体制之下，郁不郁闷就由不得他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是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的。消费者才是“干杯”者惟一真实的身份，而且是“未知”的一群，所以，你干你的杯，我卖我的酒，眼不见，心不烦。所以，干杯吧，你们这些“已知”的托马斯曼。 马铃薯和番薯，一根一茎，本不见于中国，而是五代至明代期间自域外引进，属于早期“胡食”的一种。
目前，马铃薯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重要产区如黑龙江省，种植面积已达三十二万公顷，相当于当地水稻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一。若不是土豆躲在地里既不显眼兼且样子难看，“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只怕要改做“漫山遍野的土豆高粱”。
位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据信是马铃薯的发祥祖地。而今，全世界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种植马铃薯，年产量高达两百九十万吨，重要性与小麦和稻米并列。这种名副其实的“草根”食物，具有顽强的适应性、高产、丰富的营养和淀粉质、易饱胀、便于久贮、煮食快捷，而且在地底生长，不易遭到破坏及盗窃等等先天性的优越性，十六世纪中叶自美洲引入西班牙以来，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里曾经帮助欧洲人挨过了史上数次重大饥荒和战乱，同时造成了人口爆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样的土豆高产地区，从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年，人口增长三倍，至于平民阶层的成长又比其他阶层来得迅速，相信与土豆的廉价有关。无论如何，这正是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马铃薯被引进中国的确切年代暂不可考，但可以相信的是，马铃薯和十六世纪由埃塞俄比亚经缅甸传入中国的高粱，葡萄牙人于同期经澳门引进的玉米和白薯，对于中国的人口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床下”作用。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国人口在八千万的基数上开始激增，乾隆六年，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乾隆六十年，翻番至两亿九千七百万。
马戛尔尼勋爵因而写道：“美洲的发现与航海活动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处。”今天看来，实在让人有一点啼笑皆非了。
为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马铃薯，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中却一直背负着不良的意义，是植物里的猪。
对马铃薯原产地美洲出的土陶瓷所做的放射性碳定年测试结果显示，马铃薯在至少七千年前已被栽培归化。在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秘鲁和玻利维亚，马铃薯不但是当地居民的主粮，而且是文化和宗教的重要元素。印加人崇拜的女神Ａｒｏ？鄄Ｍａｍｍａ，就被尊为“马铃薯之母”，印加人并且用马铃薯来做随葬品。
带着这样一种对于欧洲殖民者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马铃薯在一五六五年首次被引入欧洲时，是作为一件礼物呈交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手上的。在随后的几年里，马铃薯主要是在欧洲各地的植物园里被当作异域稀有植物展出。而在十八世纪之前，欧洲人普遍觉得马铃薯的形状古怪、恐怖而且不祥，更不知道马铃薯应该怎么吃以及哪个部分可以吃。当然，还是有人作过勇敢的尝试：由于马铃薯与番茄同属茄科，外形又似勃起的阴茎，一度被欧洲人当做催情剂使用。
Ｌａｒｒｙ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在《马铃薯——改变历史的贫民美馔》一书中写道：“过去这四百多年来，马铃薯受尽了西方世界对它的鄙视。西方社会曾害怕、怀疑、轻视及嘲笑马铃薯。甚至到今天，我们仍使用如‘沙发马铃薯’？穴ｃｏｕｃｈ ｐｏｔａｔｏ？雪或‘马铃薯头’？穴ｐｏｔａｔｏ？鄄ｈｅａｄ？雪等负面用语。”
奇怪的是，即使是汉语文化亦没有替马铃薯恢复名誉。“马铃薯”这三个汉字，通常只是一种书面用语，“土豆”才是马铃薯常用的中文姓名。尽管“土豆”并不用来直接传达贬义，但是在某些语境中，却有明显的“木讷”，“愚蠢”以及“消极”的含意。
金色魔杖
如果说土豆的大量种植曾间接促成了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勃兴，那么二百年后，土豆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
脱去外衣，摇身一变，土豆就变身为薯条和薯片。
炸薯条，这随麦当劳征服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金色魔杖军团，据说由比利时人始创于十九世纪初，流传到法国之后即大大的风行，故得名为Ｆｒｅｎｃｈ ｆｒｉｅｓ，将近两百年之后，美国人又相继完成了它的本土化和全球化。麦当劳以卖汉堡包起家并且一直以此为主业，不过，它的商标竟不是汉堡包，而是Ｍ形的薯条。
麦当劳曾经在香港拍摄过一个广告，片中的主角是一个小朋友和一名装束极似解放军驻港部队士兵的军人。起初，在军营门口站岗的士兵面部紧绷，神情严肃，当那个兴高采烈的小朋友向他递上一包热辣辣的炸薯条之后，遂笑逐颜开，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尽管解放军驻港部队后来表示由于片中的士兵并非真正的解放军而不会追究此事，不过，麦当劳对薯条魅力的这种深信不疑并且为此而不惜冒险挑战敏感禁区的做法，还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关于中国“面条族”和“包子族”的互殴，已是老段子了，薯条的加盟，则是最近的事：话说某日落单的叉烧包又一次挨了“面条族”的狠揍，回头纠结族人向“面条族”寻仇，只见薯条一人悠闲的在马路上闲逛，一票人二话不说，噼里啪啦拳打脚踢的就将薯条暴打一顿。“包子族”的老大肉包余怒未消，又照着薯条补了两脚，骂道：“打了人还敢穿得金光闪闪的逛街！欠扁！给我继续打。”
可见，薯条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移民归化，并且加入了“面条”阵营，虽然这竟是一场误会的结果。
许多年以后，身材粗陋的土豆也许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竟能化身为曲线优美兼有飘逸弧形的轻盈薄透的片状尤物。
薯条和薯片的全球化传播，都有各自的专用媒体，前者的媒体是麦当劳，后者更为犀利，用电视。袋装或盒装的薯片，无疑是全球最流行的电视食品，在这个意义上，“沙发土豆”一词看来很有必要更新为“沙发薯片”。与此同时，薯片也强势地瓜分了被爆米花长期垄断的电影院市场。
土豆与影视事业的关系实在是深不可测，例如，港、台电影界人士所说的“薯片”，其实是“暑期大片。”
薯片的发明者，是在纽约萨拉托加温泉区一家高级餐厅工作的印度籍厨师Ｇｅｏｒｇｅ Ｃｒｕｍ，时为一八五三年。
当时因有顾客不断投诉薯条炸得太粗，Ｇｅｏｒｇｅ一生气，索性就把马铃薯切至薄无可薄，然后下油锅炸至通透，结果大受顾客赞赏，炸薯片从此闻名天下，并且发展成一门工业。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