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味道
前年，《孽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曾被改编为舞台剧，连演了7场，场场满座，导演是专门研究中国戏剧文学的博士研究生John Weistein，他找了一群波士顿的亚裔学生（有台湾、大陆、日本、马来西亚）的老师和学生，用英文演出，很成功、动人，李欧梵教授找我去看，他们的演出满大胆的，编得很不错，足足有两小时。
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味道，在改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新的元素，如果改得好，我完全可以接受。例如，公视的「孽子」一开头把李青和实验室管理员发生关系这一段，改成李青和同学，刚开始我不能接受，後来觉得他拍得很好、很顺理成章，我便接受了，如果按小说去拍，说不定观众反而不容易懂，因为来不及去想其中的意义。
问︰《孽子》里呈现的人物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大多是被流放、或自我放逐。有些评论者认为它是在批判传统父权家庭，但也有些评论者从书中读到「阴魂不散的家庭主义魅影」。您在中国文化下出生、成长，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家庭的意义必定相当丰富、多层次，甚至有些是相互冲突的，您对於这两方面的评论有何看法？
中国文化里，家庭的爱恨特别深，父性、母性特别强
白︰写中国的同性恋，绕来绕去仍然脱离不了家，因为在中国文化里，个人是无法生存的，总是父子兄弟纠成一团，家庭的爱恨特别深。中国人最喜欢认乾儿子、乾女儿，自己生的还不够，好像父性、母性特别强，而自己的父母已经够头痛了，还要拜乾爹、乾妈、乾姊妹兄弟，这点很奇怪，我问过日本人，他们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即使情同父母子女，也没有结拜的文化，但中国人乾儿女和乾爹娘好起来比亲生的还要亲，因此同性恋与家庭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而你又爱他们，而且父母什麽都给你，不像外国，父母子女之间分得很清楚，他们的关系很理性，他们的好是真的好，否则淡起来会让我们觉得无情无义，中国人就讲情，好也好，不好还是在那儿。「孽子」里即使被赶出家门，但还是扯成一堆。
问︰西方的gay movement强调现身（ing out），是较为个人主义式的，在台湾，家庭则是个人现身过程中很重要的一关，也有人在问，有没有不同於西方ing out的其他可能。您觉得呢？
白︰写作《孽子》的时代，台湾还没有现身的观念，但就是顺其自然，现在同志团体多了起来，做了很多事。对於现身与否，我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选择，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自己能站出来很好，但如果妈妈有心脏病，会伤了母亲，就没有必要，不过父母如果无意间扼杀了你的本性时，你要说明立场，但handle with care，小心处理，慢慢下功夫，父母因为爱子女最後多半能体谅、接受。在美国，有些同志的父母走上街头，跟子女一起摇旗呐喊，那当然最好，但也有因此将子女赶出家门或硬送去病院治疗的。对待这个议题，没有必要每个人都用同一个模式，而且也不可能。
问︰对这次公视拍的「孽子」，身为原作者，你觉得满意吗？您参与的情形如何？
白︰两年前，公视开始跟我接触，我主要是对大方向、几个重要人物提供大致的意见。拍好了以後，导演好着急，担心我会有什麽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改编作品，导演跟原作者总是搞不好，但曹导演非常尊重原作，而且这是两种媒介，一定要改，有些地方也改得很好。
选角选得真好； 整部戏既有外省人的悲哀，又有台湾人的悲情……
目前我看了二十集，，我觉得选角选得好，之前我跟导演说，最重要的是阿青，结果选得真像，十足是台湾孩子那种味道，很敏感但又不会太过，演起来真懂得眉目传情；龙子和阿凤的角色也选对人了，马志翔的型很对阿凤，庹宗华也演得很好，两人一下就来电。其他老牌演员，柯俊雄是我点的，我觉得他最会演戏，是台湾真正的演员，他饰演一个带着山东土腔的潦倒军人，把这个老芋仔的角色演活了。而戏里最动人的是他们家里的戏，母亲柯淑勤饰演，她是典型的台湾媳妇，里头的母子戏赚人热泪，因此这部戏可说既有外省人的悲哀，又有台湾人的悲情。
《孽子》写的是台湾的现实，一个外省老兵和台湾养女结婚，两人一点沟通都没有，年纪差很远，最後母亲跟别人跑了，读者会对两边都同情。最难得的是，戏一开始找了几个小孩演阿青和弟娃，真会演戏，像真有这麽一家人。
问︰公视将播出「孽子」，年轻的读者在网路上反应非常热烈，您有没有什麽话要对他们说？
白︰我相信播出以後的讨论一定会更多。文学很重要的功用是教育人同情，在拉拢人与人的距离，帮助人相互了解，但这谈何容易！人与人之间应该相濡以沫，文学不是在分化，而是融合，现在年轻人态度开放，年轻的观众看了戏之後对同志族群将有进一步了解，这也是我所乐於见到的。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