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想，既然是选美比赛，当然没有必要把文化拉进去，明明是介绍新美女入伙，干吗非要在大脑上讲点层次？一下子几十个身材火辣的美女向你走来，就大可不必还装做大义凛然。这位老头子目不斜视，面对着一群泳装美女还把自己装点得像一个快要圆寂了的方丈。我本想多看几眼美女，却被他老人家抢了镜头，而且他老人家还不知所云地讲了大半天，最后说哪个选手有潜力，哪个选手应该在素养上再努力一些之类的场面话儿。
其实，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厌恶那些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搞选美的人，更讨厌那些以“妇女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所的男人们。他们远不及要求选举权的英国妇女追求自由、平等、纯洁实际，却非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善良、开明、高尚的绅士。在我看来，再多冠冕堂皇的言辞都没有在床上认认真真工作一小时来得实际。
当命运把人的尊严一点一点抹杀的时候，人自己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无奈而不可改变。无论是谁妄图想改变这一切都只能是天方夜谭。
当那些美女们力图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她们最多也只能在台上灿烂那么一小会儿。接着便是面对那些所谓的高层或是赞助单位的老板们的宴会，然后第二天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出套房。仅仅是一次比赛，美女们的身价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谁都不能否认在物质上她（他）们彼此间除了缺乏沟通以外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总在努力走秀、努力出书，其实只是一只麻雀在得到某些人肯定后晋级为凤凰。
朝酒晚舞五（3）
我决定换个频道了，却不小心翻到了一部古装电视剧。午夜里已经没有几个频道可以看了，剩下的多是电视促销广告，没有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看下去。
我很不愿意看电视剧，尤其是那些连最起码的逻辑都理不清楚的电视剧。前几年流行一系列“格格”的片子。总是皇上在民间风流快活，然后一不小心留下龙种。若是生个男孩就被人编成越剧，若是生个女孩就被人拍成电视剧。偶尔还能发生点小意外，比如皇上什么事都没明白呢，就认错了一个女儿，胸襟大得非常人之能及。我有一个兄弟就在剧组里天天忙乎写这样的剧本。大家在网上聚会的时候，他就说原著简直就是白痴。但这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人写出一部最很傻的小说，然后找一群更明白的人改成更傻的剧本，让所有人看得万人空巷。
当时，我正在给一本杂志社写专栏，还有几个朋友也在给一些杂志写校园小说。小说的内容自不必说，都是一些曲折动人、看起来很吓人的。比如说有一位拿刀的如何如何威猛，很有些小马哥的风范，全然不顾周围的危险，置生死于度外——好像这世界中早已经没有了“公检法”的存在，暴力为所欲为，没有人能给予裁决。人们都把这个世界简单化了。然后，会有人站出来在学术上为其确立一下地位，说这“是返璞归真”。再不就是哪个人打起一面大旗，说自己如何另类脱俗。然而，脱俗却是这个年代最大的媚俗。例如琼瑶的小说，在《窗外》中她遇到康南的时候，她还叫琼瑶妹妹，她这样写道：
提着旅行袋，江雁容向校门口地方向走去。那旅行袋似乎变得无比的沉重了。她一步拖一步的走着，脑子里仍然是混乱而昏沉的，她什么也不能想，只是机械化地向前迈着步子。忽然，她感到浑身一震，她的目光被一个走过来的人影吸住了。康南，假如他没有连名字都改变的话，那么他就是康南了！他捧着一叠作文本，慢吞吞地走着，满头花白的头发，杂乱地竖在头上，面容看不清，只看得一脸的胡子。他的背脊佝偻着，步履蹒跚，两只骨瘦如柴的手指，抓紧那叠本子。在江雁容前面不远处，他站住了。一刹那间，江雁容以为他已认出了她。但，不是，他根本没有往江雁容的方向看，他只是想吸一支烟。他费力地把本子都交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伸进袋子里去摸索，摸了半天，带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破纸片，才找出一支又绉又瘪的烟来。江雁容可以看出他那孩子般的高兴，又摸了半天，摸出了一盒洋火，他十分吃力地燃着火柴，抖颤着去燃那一支烟，好不容易，烟燃着了。但，他手里那一大叠本子却散了一地，为了抢救本子，他的烟也掉到了地下，他发出一阵稀奇古怪的诅咒。然后，弯着腰满地摸索，先把那支烟找到，又塞进了嘴里，再吃力地收集着散在地下的本子，等他再站起来，江雁容可以听到他剧烈的喘息声。
一段一分钟的情节在她的小说里说了半箩筐字。我不愿意涉及对女性文字敏感程度的侮辱文字，我只是想说这些文字在变成电视剧后好像更加延长了时间，给人的感觉就如同一杯谁也不知道勾兑了多少白开水的啤酒一样。后来，在写《还珠格格》的时候，琼瑶奶奶好像还是没有理解文字，当中国广大的小男女们爱上这个缺乏逻辑的电视剧时，我想我要陷入疯狂了。我几乎天天都在家里想写出些什么，可是都在文字难产中度过心灵的大出血，而一部小说居然既想概括江湖恩怨，还能描写宫廷内的你争我斗！当我和几个朋友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清纯可人的姐姐的时候，其中一位仁兄便极度兴奋，我们问了半天才知道，原来他在一个港产影片里看过这个姐姐的火爆表演。
我看着看着电视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清纯姐姐的限制级影片的回忆中，有点难以自持。本想继续看朱赫的日记时，却发现已经是那位常把“恕你无罪”挂在嘴边的皇上的起床时间了。朱赫早已经沉沉睡去，我不想打扰他，决定干脆再看一会电视，天亮之后走人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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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五（4）
我忽然觉得今天晚上很有收获，由于我已经停滞在写作枯萎期里很久了，今天晚上的素材着实让我很兴奋，至少它带给我重新认识生活的力量。
我看了看照片里朱赫的母亲，她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她的眼睛能告诉所有人她生活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秘密中。谁也弄不清她的想法。在朱赫来说，他是理解母亲的，至少我在他的言辞中看不到一点对她的埋怨。
窗外有些光亮了，我也已经不能再支持下去。朱赫还在酣睡，我也不想再继续看那部蹩脚的电视剧，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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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六（1）
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和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有一种野性的共通。当年的那些孩子也何尝不是像今天的孩子一样激进。朱赫是一个好孩子，他知道自己应该学习，知道自己要懂得克制，明白自己眼下的任务是什么。他小时候偶尔也打架，也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什么地方把人揪出来打一顿。但他不荒唐，他胆小、懦弱，每次都要有人打头阵他才会下定决心。这一点和我一样。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放学时一个要好的同学被打，没办法，我们只有豁出去和他们打了一架。后来，人家找到学校天天堵着门口等我们出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极度紧张中度过，再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朱赫从小就被父母教育要好好学习。父亲也总是把插队时候的故事讲给他听。然后他再把这些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直到上了大学，才没有人知道他肚子里还有那么多故事。他把它们全部写在日记里，谨小慎微得像随时会失去记忆一样。上课的时候，他却从来不带笔记，被教授说过无数次也没记住。
大二的新闻课是整个系一同在一间大教室里上的，我能和朱赫一起上课。课堂上，一位绰号叫“小胖”的老师就总能向学生们表达他的那种高于常人的见识。应该说，他的清高还是有资本的。他每次都力图教懂我们作为一个记者应有的理性，不能在任何新闻报道中添加任何感情色彩。他的台词是这样的：
任何一种政治生命，都带有和人一样的生命周期，政体也是。比如日本学生在七十年代的反美运动，就带有典型的血气方刚的青年气息，而到了现在，就宛如一个中年人，没有了冲动和急躁，同时也失去了锐利。当年要求无产阶级民主的人可能已经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但是谁对谁错，都不能按自己或是他人的逻辑去衡量。所以，任何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都不能把一种政治现象加以渲染，因为人就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你们要牢记，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否则就会永世不得翻身！
这时台下会出现一个平时很喜欢和老师混在一起、学习又有些了得的学生突然冒出来说些别人都不懂、老师也刚懂一点的问题。接着“小胖”就很无奈地把话题扯远，然后忘了这个问题。一直讲到下课，那个学生仍旧会不知趣地去难为“小胖”，而他也只好装做很喜欢学生问问题的样子。按他以往的习惯，回答完问题之后都是小跑然后变成冲刺跑向厕所。若是更急点的话，他也只好一脸难堪地打断学生的问题，再向厕所进行刘翔似的冲刺。以前“小胖”上课总喜欢带一个高筒茶杯的，教我们之后，他上课再也不带水了。
昨天在朱赫家一夜没睡，今天在“小胖”的课上，我又一次睡着了。“小胖”也并没有在意。我是他最欣赏也是最头疼的学生，诸如在课堂上睡觉之类的事情小胖是不会理会的。
中午的时候，李小曼打来电话约我出去一起吃饭。我翻了翻口袋，一看还有十几块，就答应了。我原以为李小曼是一个很外向的女孩儿，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由自主地有些改变了我的看法。也许我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朱赫的日记，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她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心里笑着。她被我看得有些莫名其妙，问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哦，朱赫昨晚喝多了，我送回家，晚上住在他家了。”
“你怎么住他家了？”
“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