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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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恩怨-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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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粟则早在1912年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在我国艺术教学上大力提倡使用人体模特儿进行写生实习,并为此与封建卫道士展开近十年的漫长战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中功不可没。早期,刘海粟就接受西方现代新兴画派,特别是后期印象主义的塞尚、凡高,并将印象主义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欧洲游学期间,对西方绘画体系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刘海粟对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上的贡献在早期就有所显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发表了许多论着和译着,1921年,他从日本回来,撰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向国人介绍日本绘画近况,第一次从欧洲回国,他与傅雷一起撰写了《高更》、《凡高》、《马蒂斯》、《毕加索》等书,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著名画家的绘画风格与技巧。
  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与刘海粟二人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这两位同时代的画家,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大致相同,求学经历大致相似,都曾东渡日本、远涉欧洲,求取西方艺术的火种,回国后又都投身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在美术界乃至文化界,都拥有较高的名气与影响力。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个坚持写实主义道路,一个钟情于后印象主义,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追求,决定了他们艺术道路上的分道扬镳。而随后在《申报》爆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笔战,更是拉开了徐悲鸿与刘海粟纠葛一生恩怨的序曲。
  翻阅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年表,有时会感觉到人生转盘的奇妙:同为一个时代的两个人,经历也大致相似,都在年未弱冠时奔赴上海,又都曾经短暂出游过日本,也都曾游学欧洲,但两个人性格、行事作风的迥然不同,也造就了两人截然不同的艺术轨迹。江水滔滔,岁月渺渺,徐悲鸿与刘海粟两个人的名字,经过岁月的洗礼打磨,都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足迹,且至今无人可以超越。而两人在30年代爆发的那场笔战,则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论战。甚嚣尘上的论战在美术界引起了短暂的震动,而对于徐悲鸿与刘海粟,其影响却长达一生,并波及到他们的后人,也随之延伸出了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纠葛一生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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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1)
1932年10月15日,“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北京路、贵州路口湖社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他在欧游期间所作的油画109幅,卢浮宫临画8幅,回国后新作油画26幅,欧游前所作油画46幅,历年所作中国画36幅,一共222幅。这次画展盛况空前,展览会来者甚众,上海各大报纸均做了报道,《新晚报》为此专门做了特刊,刊登了刘海粟照片以及代表作若干幅,同时刊登的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作的《序》、陈公博的《展览会序》、蔡元培的《海粟先生欧游新作》等诸多名流的文章。
  《艺术旬刊》、《上海画报》、《新时代》月刊等都相继刊登了评论刘海粟画展的文章。对于刘海粟而言,这或许是继欧洲名声大震后的又一个重要丰收。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如果不是徐悲鸿随后发表在《申报》上的那篇启事。
  论战的起因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发表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中,曾今可说:“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这句话惹怒了徐悲鸿。
  徐悲鸿应该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满怀希望奔至上海图画美术院,却发现里面空洞无物后大失所望的情景,于是,他在看到曾今可的文章后毫不客气地立即撰文,于1932年11月3日(阴历十月初六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院画,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惟海上鬼蜮,难以究诘,恕不再登。伏祈公鉴。
  刘海粟看到启事后大怒,立即反击,仅仅相隔一天,即11月5日,在《申报》上刊登《刘海粟启事》曰:
  第三卷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之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2)
在《刘海粟启事》的旁边,还刊登了一段简短的曾今可的《启事》。看来,这位一心想以“词的解放”出名的文人并不想扯进画坛的争端中,刊登启事明显有全身撤退的意思。
  《曾今可启事》内容如下:
  昨阅《申报》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此启。
  或许是《申报》的编辑认为只放刘海粟和曾今可的启事不够热闹,便又把前天(11月3日)徐悲鸿刊登的启事拉到《刘海粟启事》的旁边,又刊登了一次。
  这下,画坛激起千层浪。彼时,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国内著名画家,一个是欧洲游学八载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后被聘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个是敢于冲破封建传统,向军阀开战的艺术斗士,刚刚戴上了西方学者颁发的“艺术大师”的帽子,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一场恶战。
  果不其然,4天后,徐悲鸿继续在申报刊登文章,说话更不客气:“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又不屑地向刘海粟说:“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徐悲鸿看似文弱书生,但是骂起嘴仗来,却毫不含糊,11月9日《申报》刊登的《徐悲鸿启事》全文如下:
  海粟启事谓不佞“法国院体……”,此又用其所长厚诬他人之故智也。人体研究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未有不然者也。不佞主张写实主义,不自今日,不止一年。试征吾向所标榜之中外人物与已所发表之数百幅稿与画,有自背其旨者否?惟知耻者,虽不剽窃他人一笔,不敢贸然自夸创造。今乃指为院体,其彰明之诬如此。范人模型之始见于中国,在北京在上海抑在广东,考证者当知其详。特此物之用,用在取作师资,其名之所由立也。今立范而无取是投机也。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刘海粟看到后更为生气,待要拿起笔来反击,又停下了。刘海粟在报纸上打嘴仗的功夫大家在此之前已经领略过,在*模特儿风波事件中,在《申报》上将上海一帮卫道士以及军阀孙传芳骂得落花流水,这一次竟然能够忍住不再回骂,实在是难得。
  据刘海粟回忆说,在看到徐悲鸿的第二个启事后,想要提笔再战,写到一半的时候,收到了蔡元培和梁宗岱的信。蔡元培在信中劝刘海粟,说刘海粟的名气比徐悲鸿的大,如果再要笔战岂不是帮他人提高知名度?不要把精力白白浪费在争闲气上。但这封信自始至终都未见到,也让后人对蔡元培是否写过这封信有所质疑。梁宗岱在洋洋长信中系统评论了他的作品,认为刘海粟的艺术已经到了成熟时期,说他的画“已由摸索的前进而为坚定的,由依凭的如其不是模仿的进而为创造的”。据说刘海粟看了这两封信,把写了一半的反击檄文揉碎了,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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