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特殊的有激励性的事物做出响应。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一坚定不移且有强迫性的同等的应答：“一个军衔，否则一口棺材！”“一道黄色肩章，否则6英尺的墨西哥土地！”“一个军阶，否则一个坟墓！”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代接着一代，这沉闷的誓言，如同写在墙上的标语重复出现。
卡斯特自己好似也证实了这个令人震惊的顿悟。一个多少承认的事实是埃利奥特军队的被惨杀，可能归咎于侦察工作的不充分，然而卡斯特从未承认。戈弗雷中尉看见两名印第安人骑马兜圈子跑——在报警，就骑马跑到山梁上，朝河下游望去，吃惊地看到那里有大群的印第安人的圆顶棚屋，并看到一大群斗士骑马朝河上游跑来。卡斯特在听到这些报告后惊叫道：“啊？”可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卡斯特犯过相同的错误。他攻击韦德·汉普顿的部队时，就事先未对该地区进行侦察，要是他做了侦察的话，他就会知道，在附近，还有另一支由范兹·李领导的南方邦联武装支持者的军队。
“晨星之子”没有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任何教训，至少，没有对他的战略战术施加影响，在损失了埃利奥特少校8年之后，他为另一个村庄的场景激动不已，可就在这个村庄附近的另一道河湾里，大批野蛮的印第安人正在匍匐着。卡斯特没有想到往日的教训，而是重复了那预言般的应答口号，并发起了攻击。
据某些传记者讲，这并非属实。罗伯特·埃格争辩说，在小比格奥，也许卡斯特第一次克服了他鲁莽的天性：“他采用了大批兵力做侦察，他的计划是谨慎前进……”
这是可能的，但无人知道他的意向是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
本廷在给圣·路易斯的威廉·迪格里斯的一封信中，简要地讲述了埃利奥特的大惨败。在南北战争时期，本廷曾同迪格里斯一同在密苏里第10团服役。显然，迪格里斯未经本廷许可把此信交给了圣·路易斯的《民主主义者》，使它在该报发表。本廷陈述他发现埃利奥特少校的先遣队呈圆形躺在地上，他们全被剥得精赤条条，头颅被压碎。几名士兵的喉结被割掉，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以我难以形容的方式任意砍剁”。信中也对卡斯特进行了诽谤，他陈述道，就在埃利奥特在两公里外为他的生命战斗的时候，这位指挥官卡斯特将军却在喜滋滋地为他获得的装备列清单，并用他的来复枪表演枪法，射杀了800头牲畜，“我们的首领展示他近距离的高超枪术，恐吓大群的平民——他捕获印第安妇女、儿童，把那些失散的矮种马射杀在她们面前。啊！他真是位敏捷的神枪手，不但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狗未能逃过他的眼睛，甚至连那些已被打中在地，或一瘸一拐哀叫着走开的狗也都成为他的目标……”
元月，也就是该兵团兴冲冲地朝俄克拉荷马大举推进，去搜寻更多的夏安人时，卡斯特收到了他一位未署名的朋友或敌人寄来的一份《民主主义者》。卡斯特认为，舆论对华什他胜利不公正的评论使人失望，便命令号兵吹“军官集合号”，本廷晚一会儿才到场，看见卡斯特在一个西比莱人的帐篷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用一根生牛皮辫式短皮鞭狠劲地抽打自己的皮靴。这位将军在展出这张报纸时，向他集合起来的部下宣布，有人在贬低华什他战役，等他查明了谁该承担责任以后，他就要用那根皮鞭抽打那人的皮靴了。
本廷要求让他看看报纸，读完几行后，他便从队列里走出，飞快地旋转着左轮枪的弹筒，而后回到队列里说：“我认为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在准备挨鞭打呢。”那时，约翰·韦斯顿中尉也在场，他说，当时卡斯特吃惊地愣在那里，如同平日那样，他的脸转而变红，变得结结巴巴了。他说：“本廷上校，我会奉陪的，先生！”然后，他命令军官们解散。
按各种实况的记述，这仅是所发生的有关事情，至于怎样解释，就听凭学者们的嗜好了。反对卡斯特的人们看到这位傲慢的将军在不屈从的本廷面前低下了头。而卡斯特的亲信则认定他圆满地解决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的草草了结使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查理·贝茨上校做了最好的解释。他记述道，对卡斯特来说，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把那张牌打到本廷手中：“兵团的荣誉和自豪感远远胜于个人的荣誉和自豪感，他不会做任何有损团体荣誉的事，在把他的军官们召集来时，他可能当即使性子发了火，并进行了威吓（事实并没有唬住谁），但最后，他还是自我克制镇定了下来。”要么就是他可能感到对埃利奥特少校之死有责任，因此他既不能在军官们面前承认，也不能举起他的生牛皮短辫鞭子。
就本廷个人来说，这件事并未了结，他围追了记者凯姆，想在得到一个证言后再做定论。要是他的意图成功的话，到时候这位将军将“畏缩得像只被鞭打的劣种狗。”
凯姆对谢立丹讲述了那件事，谢立丹同那位火焰般气盛的年轻将军作了一次交谈。
要是这般令人讨厌的情节以卡斯特被本廷狠狠地刺痛而了结的话，那末，1876年的那出剧就缺乏戏剧性了。对本廷要了结这场纠纷有一点怀疑。不管他个人人品有什么样的缺点，但从未有人指责过他的坦率，那用生牛皮辫式短鞭的抽打应当是拉下幕布的铃声了，卡斯特对那次挑战的躲闪，说明他对这个挑战理解到了何等恰当的程度。
除埃利奥特事件外，又出现了布莱尼妇人和她儿子的问题。她曾经和丈夫一道乘车前往太平洋海岸，途中他们的运货列车被围困了三天，直到莱昂堡的士兵赶来，才赶跑了这些印第安人。尽管谢立丹相信她的丈夫和朋友被杀了，但事实上他们都安然无恙，她和儿子又怎样被劫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印第安人竟能把她们母子劫走，而那次列车上有17名士兵护送，其中10名甚至没有受一点伤。
还有一件有争议的事，是这位妇女和她儿子的尸体是在“黑水壶”的村子里呢，还是在华什他河下游。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的乔治·詹尼斯上尉，把她们的尸体安置在非常靠近“黑水壶”被杀的河岸边。到后来才发现她们尸体的谢立丹和卡斯特坚持认为，是在离被遗弃的基奥瓦人宿营地5英里处找到的。科曼契与基奥瓦人的代理人A·G·布恩说，他们至少是在离那儿10英里外找到的。在验明她是位年轻的白人女人后，那个孩子身上也发现有“暴烈行为的痕迹。”
W·B·汉森将军坚持认为基奥瓦人没有杀害布莱尼夫人。他对卡斯特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十分恼怒，于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驳斥。“在这场战斗发生前后，有关这位不幸的女人和她小儿子的故事我已听过10多次了，都是从许多不同的印第安人那里听到的，每一次讲的事情都是为了证实另一些事。我的着眼点是指救助她以及在战斗发生时涉及她的事。”汉森的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战争结束数年之后，“色旦他”的女儿也告诉W·S·奈，在发生战斗的那天，基奥瓦人的营地驻扎在华什他河下游50英里外的地方，从而使“色旦他”获得了声誉。”因为谢立丹与卡斯特两人都说是基奥瓦人犯的罪，“色旦他”是基奥瓦人的首领。而实际上是伊革人打碎的那个女人的脑壳。
4年前，回到白人中的范妮·凯利毫不犹豫地充当了见证人，并用她的笔写道：“在听到吵闹和枪声时，布莱尼夫人的心必定是剧烈跳动起来，当看到美国士兵在袭击挟持她的人们，她跳起来激动地狂喊‘威利，威利，我们总算得救了！’但这些话还没有说出口呢，‘色旦他’的石斧就已经砍进了她的脑袋，同时，可怜的威利也被捏在了魔鬼手中……”
布莱尼夫人并未受石斧的砍剁，她头上有两处来复枪伤口，由于距离太近，脸都被烧焦了。发现她尸体的特遣队员们在她怀里发现了一片玉米面包，像是在打算逃跑时被击毙的。威利的尸体上没有“大量的残暴痕迹”，只是面颊青肿，这个可怜的男孩怎样死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被一脚踢到树上撞死的。
还有谣传说布莱尼夫人是被一名士兵误杀的。据说，1869年二月，杰西·利文沃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证实她是在朝军队奔去时被击中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而另一位代理人以布莱尼夫人的头皮被揭进行反驳。利文沃斯也许坚信自己的见解，亦或试图为基奥瓦人开脱，因为他是他们的监护人。
另一种传说涉及所谓野蛮的印第安人挖取白人幼童内脏的问题。第七骑兵T·P·莱昂说及了此事，他可能是凯姆的一个资料提供者。这是一则惊人的暴民施暴的神话：“战斗期间，子弹如同阵雨般落下，一个恶魔般狂怒的印第安妇女，手握一把尖刀，寻找着目标以补偿这天的损失。刀子落在一个天真可爱的被捕获的孩子身上，她切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取出了孩子的肚肠，那冒着热气的内脏被抛在冻结的雪地上……”
侦察员本·克拉克也讲述了这件事，但他讲得十分清楚，就像本廷描述的有关列兵奥尼尔讲述的小比格奥逃跑的惨痛经过那样，是件令人信服的重要事件。他说，那时有一些印第安人藏在靠近河边一条泥土路的桥桩旁，士兵们不断地向他们开枪射击，除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个孩子外，其余人都被打死了。“我看见一个夏安母亲极度绝望的情景。一个印第安妇女从栅栏后走出来，一只手举着一个一臂长的婴孩，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长刀。狙击手们把那孩子当成了那个被捉去的白人小孩，便都大声叫喊：‘打死那个印第安人，她在杀害白人小孩呢！’子弹还未射出，那母亲已经一刀剜出了婴儿的肚肠，然后把刀全部插入自己的胸膛，死了。一个骑兵从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