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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后方》现存8卷，1一4卷讲内病，包括心腹病、伤寒、时气、中风、水病、发黄等急性病；5一6卷讲外发病，包括痈疽、疮疥、耳目等病；7卷讲的是“他犯病”，包括虫兽伤、中毒等病；第8卷则是介绍一些备急丸散和牲畜病。此书中，葛洪对于某些传染病的发病原因有独步当时的认识。古人对于大面积的传染病，常称为瘟疫，甚至认为是瘟神作怪。而葛洪却认识到像结核病、天花等疾病都是传染所致。葛洪还发现了岭南盛行的沙虱病是一种很小的虫子传播所致，还有以狂犬脑髓敷伤口治狂犬病，以青蒿莆绞汁治疟疾，以小夹板疗骨折复位等，都是葛洪首创，在医学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
葛洪著作极丰，除了《抱朴子》、《肘后方》，比较有名的还有《神仙传》一书。有人说《神仙传》写的只是虚构的神仙人物，价值不高。但从《神仙传》里我们可以看出葛洪的文学水平也是很高的，写得有声有色，趣味盎然，极富编剧才能，要是在今天也是个相当出色的写手。
葛仙翁虽然沉迷于外丹和长生之道，但在医学、化学、文学等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好多文章中把他称作是科学家，并且拿这些葛洪的成就来和西方的科学成果争胜。当时他受时代的局限，说了一些现在看来是非常错误荒谬的话。但我们对于古人不可过于苛责，就像我们在中学学物理时，亚里士多德仿佛就是个“反面”角色，一会说“重的物体下落得快”，一会又说“有外力物体才能运动”，结果都是错误的，让伽利略、牛顿什么的批得灰溜溜地。但我们也没有将亚里士多德叫成“亚里士缺德”，他在科学史上仍然被人们所尊重。所以对待葛洪，我们也要宽容一下吧。
人淡如菊－－陶渊明（1）
菊者，花中之隐逸者也，而陶公，人中之隐逸者也。原来读陶公之诗，但觉清气逼人，现在懂得了道家所奉行的道理，才明白陶渊明的所行所为多有道家风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应该是大家很早就熟知的句子。文人们赋诗写菊，大多要拉扯上“东篱”和陶渊明，陶渊明和菊已密不可分。菊者，花中之隐逸者也，而陶公，人中之隐逸者也。原来读陶公之诗，但觉清气逼人，现在懂得了道家所奉行的道理，才明白陶渊明的所行所为多有道家风范。
陶渊明也是名门之后，他是晋朝时的名将陶侃的曾孙，陶侃曾立下大功，位极人臣。一生执掌兵权41年，最后活到七十六岁善终。唯一遗憾的是，陶侃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结果他一共有十七个儿子，还有十几个女儿。陶侃死后，这些儿子，乱争他的爵位，相互残杀，整个家族很快就衰败了。
陶渊明的爷爷陶茂，是陶侃的第七个儿子，官至武昌太守。等到陶渊明爸爸这一代，家道就很贫寒了。陶渊明的爸爸叫做陶逸，虽然也做过太守，但是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于是早年的陶渊明家里比较贫寒。说来对幼年陶渊明影响非常大的倒是他的姥爷孟嘉。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孟嘉的第四个女儿又嫁给了陶逸，生了陶渊明，两家这叫做姑舅连亲。
陶渊明因为早早失去了父亲，因此就曾长期在孟嘉家里过日子。孟嘉是当时一代名士，像“孟嘉落帽”等典故就出于他的故事。孟嘉好酒任意，大有竹林七贤之风。所以陶渊明后来行为深受其影响，在外祖父的家时，陶渊明也读了不少书，当时社会风气，《庄》、《老》为最时髦的著作，因此陶渊明自小就精读了道家的书籍，陶渊明后来在诗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当非泛泛之语。
但是早年的陶渊明并非一开始就是乐于隐居山林的，他曾“三起三落”——三次出仕，又三次主动辞官。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最后这一次，他的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当时做县令有这样的福利待遇：在任职期间分给三百亩公田，所有权归国家，地里的收入归个人。陶渊明一到任，就命人全部种成高粱，大家都听得一愣，这么好的三百亩良田不种稻子都种成高粱做什么啊？原来陶渊明有自己的打算：陶渊明好酒如命，他想都种成高粱到时候好酿酒喝。这时陶夫人听到了，心想好容易有了这么一大块地，到头来都让老陶变成纯粮食酒喝了，那怎么成？于是坚决和老陶争执，老陶最后稍稍做了一点让步，分出六分之一的土地（五十亩）来种稻子，其余的还是统统种上了高粱。不过陶夫人要是知道以后的事情，也就不和他争了，倒不如卖个人情与他，因为老陶这官只做了八十一天，种的无论是高粱还是稻子，都是一茬也没有收过。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为之感叹道：“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秔，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说来陶渊明生来就不是做官的性格，正所谓“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虽然李鸿章曾说过，举凡天下最容易的事情便是做官，倘使一个人连官也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但是做官就像练《葵花宝典》一样，第一步首先要阉掉良心。如没有这个“勇气”，那以后做官就麻烦多多，甚至如坐针毡。如明代袁宏道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县令，他居然叫苦连天，说：“弟做备令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侯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做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长官尊如阎老。故以七尺之躯，疲于奔命。”他说一会要像奴才一样对上官装笑脸，一会要像妓女一样应付乡绅贵客，还要像守仓管账，罗罗嗦嗦地谕示百姓，一日之间变好多次脸，像变色龙一样。于是他觉得受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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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淡如菊－－陶渊明（2）
陶渊明的性格和上面说的一样，这官当得非常别扭。直接导致陶渊明辞职的导火索是这样的，陶渊明到任八十一天后，浔阳郡上头派来一个督邮，他是负责检查下面官吏的工作情况的官，相当于现在的纪委部门。这督邮当时是相当牛的，像《三国演义》写刘备迎接督邮时就是：“出郭迎接；见督邮施礼。督邮坐于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所以陶渊明手下的小官也劝陶渊明千万要对督邮恭敬万分。陶渊明听了心中窝火，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陶渊明牛脾气一上来，遂授印去职——老子不干了。陶渊明丢掉了官印，写下那篇名垂千古的《归去来辞》，彻底地离开这个尘俗世界，离开那些“心为形役”的日子，投入了自然的怀抱。
此后的陶渊明痴心于山水田园，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陶渊明和后世的那些捞够了又回老家享清福的官们大不一样，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还是比较困窘的。但陶渊明一生好酒，于是就利用一切机会蹭酒喝，在乡间村头，不管哪里有酒场，只要有人邀他去，他就欣然前往。如果有乡里的朋友来访他，哪怕是个乡间老农，只要家中有酒，也同饮一醉。有时陶渊明先醉了，就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李白有诗：“我醉欲眠卿且去”正用此典故。）通过陶渊明的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渊明对酒的狂热程度似乎不在刘伶之下，当时乡间的酒多是家酿，酒中杂质极多，需进一步过滤才行，所以陆游曾有诗：“莫笑农家腊酒浑”。陶渊明家自己酿酒的酒缸里不用说也是挺浑的，但陶渊明这天闻着酒缸里有酒味了，就急不可待，当场扯下自己头上的葛巾当过滤的工具，滤完酒后，喝得醉醺醺的老陶又把沾满酒渣的葛巾戴回头上了——这倒留下了“葛巾漉酒”的典故。不过陶渊明看起来虽然随和，又好酒如命，但他是有原则的，不是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见的。达官贵人想见他，就算有好酒名酒，他也不去。
陶渊明对于经营事务十分低能，他自己都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有朋友一次送给他二万钱，他也不想着用这笔钱来投资办实业，而是一下子全部预付给了酒家，好让自己随时有酒喝。义熙四年，陶渊明家里失火，把他的“草屋###间”统统烧光了，于是生活更为困难。如逢丰年，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但遇到灾年，则不免“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
可是这时的陶渊明有过了“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的痛苦经历后，他真正明白了《庄子》所说的：“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的道理，对于官禄富贵，再也不正眼相瞧。虽然他爱酒，但他更爱的是自由，是“悠然见南山”的闲逸。正所谓“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在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陶渊明却是真的病了，当时他又病又饿，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但陶渊明还是婉言推辞了。檀道济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