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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梅上将”督师中原(2)
朱由检看不惯黄道周的傲慢语气,表面上大谈伦理纲常,实际上是肆意泼骂。稍事休息后,朱由检为会议做了总结。他先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不能处理内外交困的局势,不能激发大臣公忠为国之心。话头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大臣们,专心于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提拔一位大臣,马上百般诋毁。随即,他作出决定:黄道周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都给予降职处分。他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杨嗣昌,但是始终没有对和议明确表态。
皇帝既然没有对和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自作主张,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和议尝试就此不了了之。
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和蒙古联军,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直逼北京。不久,京师戒严,朝廷下令征调正在平定内乱的洪承畴、孙传廷保卫北京。
看得出来,朱由检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洪承畴、孙传廷调往长城沿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宣告不攻自破。当时杨嗣昌曾经向皇帝建议,洪、孙二人之中应该留一人继续平定内乱,他拒不接受。这实在令人费解,他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这次一反常态?只有一种解释: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攘外重于安内。假如他能够果断地决定与清朝议和,那么以后的形势发展也许不至于如此难以收拾。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合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京师;同时特赐卢象升尚方宝剑,命他总督各路勤王之师,保卫北京。
大敌当前,政府内部的分歧顿时趋于明朗化,卢象升与杨嗣昌的矛盾首当其冲。卢象升反对杨嗣昌、高起潜的议和主张,而受到排挤。继而又遭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心灰意冷,在缺乏粮饷与兵力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十二月十一日在巨鹿县贾庄,被清军包围。卢象升身先士卒,拼死奋战,从早晨鏖战到下午,弹尽粮绝,身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还大声疾呼,从马上跌下阵亡。
一场震惊朝野的战争持续达半年之久,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清军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由于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洪承畴奉命率领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廷向朝廷建议,把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原地对付“流寇”,朝廷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心生疑忌,催促他出任保定总督。孙传廷以耳聋为借口推辞,激怒了皇帝,下令把他革职,逮捕入狱。
洪承畴调往辽东,孙传廷投入监狱,中原战场难道没有后顾之忧了吗?非也。
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崛起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仅率十八人突围,收拾残部后,转移到陕西南部的商洛山中,休养生息。这年年底,他为了重整旗鼓,带了几十名随从,赶往谷城去会见张献忠。这两位同乡战友目前处境迥异,友情尚存。
张献忠设宴款待。酒过三巡,他拍拍李自成的背,戏言道:李兄,何不随我而降,还仆仆奔走干嘛?
李自成仰面大笑,连说:不可,不可。
此时此地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在谷城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真降,否则决不会冒失前来自投罗网;张献忠明知李自成决不会随他而降,开个玩笑而已。随后就接济他一批武器马匹,让他重整旗鼓,日后也好遥相声援。
当时谷城县的士绅亲眼目睹李自成会见张献忠后从容离去,埋怨熊文灿无能,没有命令张献忠生擒李自成将功赎罪。这种埋怨,都是不明底细的空话。熊文灿徒唤奈何,不可能“调度得宜”;张献忠并非真降,不可能“缚闯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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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梅上将”督师中原(3)
张献忠任用秀才潘独鳌、徐以显为谋士,要他们讲解孙吴兵法,打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操练团营方阵、左右营法,日夜策划有朝一日重举义旗。谷城知县阮之钿目睹这一切,心中焦急,又无力干预,只好苦口婆心从旁劝说,要他走刘国能的道路,真心归降,他可以担保张献忠不死,何必自蹈不义!遭到张献忠一顿痛骂,阮之钿从此忧愤成疾,料定将来不免一死——不是死于张献忠之手,便是死于熊文灿之手,在谷城县衙墙壁上题诗一首: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哉杀身成仁,无负贤良方正。
谷邑小臣阮之钿拜阙恭辞从此就蜗居家中,不理政事。
湖广巡抚余应桂身临其境,看得一清二楚,极力反对熊文灿的做法,写信给熊文灿,提醒他:张献忠必反,要他先下手为强。不料他的信使被张献忠巡逻士兵俘虏,张献忠马上据此向郧阳巡抚戴东旻告发:巡抚要杀我。熊文灿得知后,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杨嗣昌本来就对余应桂先前曾经弹劾杨鹤心怀不满,怂恿皇帝逮捕余应桂。余应桂被逮捕后,列举许多证据,向朝廷说明张献忠必反的种种迹象。朝廷不予理睬,把他充军边疆了事。
总兵左良玉也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多次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熊文灿搪塞说:他虽怀贰心,但尚未开衅;你虽敢战斗,但部众未集。贸然出击,其他受抚各部必然作出反应,得不偿失。
等到熊文灿自己意识到形势不妙——“张献忠将复叛”,请求朝廷调集四川、陕西军队围剿时,为时已晚。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摧毁城墙,抢劫仓库,释放囚犯。他在过去一年里委曲求全,受到各级官僚敲诈勒索,起兵后,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布告,公布索取贿赂的官员姓名、数量、日期,向当地人民宣布:自己的起兵是熊文灿逼出来的,指责总理熊文灿欲壑难填,勒索贿赂数以万计。这一招,令熊文灿以及那些贪官污吏们羞愧得无地自容。
熊文灿自知纵虎归山,罪不容诛,连忙向朝廷推卸责任。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向皇帝揭发:张献忠包藏祸心,无论愚者贤者人尽皆知,熊文灿受他愚弄,不断为他请官开赏,为他掩饰杀人越货痕迹,有揭露其阴谋者,立即封口;不断向朝廷谎报军情,把明显的反叛迹象说成是“反形未露”,欺蒙太甚。朱由检恍然大悟,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所有官职,要他立功自赎。
草包熊文灿听说左良玉要发兵追击,故意走漏消息,并且强留左良玉为之饯行,拖延时间,使得张献忠得以从容地把武器粮食运往房县山中。接到皇帝命他“立功自赎”的圣旨后,知道自身难保,强令左良玉出兵。气得左良玉大发雷霆:总理先是纵虎归山,再命我擒拿,如不遵命,必定把逗留纵敌之罪强加于我。不得不贸然进攻,终于在房县西八十里的罗睺山遭到埋伏,全军覆没,军符印信丢失殆尽,只有几百人突出重围。一向骄横跋扈的左良玉当然不愿代熊文灿受过,向皇帝报告:熊文灿在张献忠反迹已露时阻挠他出击,纵虎归山后又强令他冒险出击,种种劣迹,和盘托出。朱由检下旨:逮捕熊文灿,左良玉戴罪自赎。
五省总理熊文灿逮捕入狱,作为熊文灿的推荐者,杨嗣昌责无旁贷,不得不自告奋勇请求前往湖广督师。
“盐梅今暂作干城”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派杨嗣昌代替熊文灿的职务,前往湖广督师,亲笔写下了谕旨,指望他“速荡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朱由检希望他将功补过,对他的能力充分信任,所以让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督师,总督、巡抚、总兵都听从他指挥,副将、参将以下军官可以用尚方宝剑军法处置,以期马到成功。
九月初四日,根据杨嗣昌的请求,皇帝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参加者除了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等人,还有吏部尚书谢陞、户部尚书李待问、兵部尚书傅宗龙。会议讨论了粮饷与军队的调度事宜,杨嗣昌提议,左良玉有大将之才,兵也可用,应当进封为“平贼将军”。
“盐梅上将”督师中原(4)
御前会议结束,朱由检单独留下杨嗣昌密谈,特别强调一件要紧事:张献忠曾经惊扰祖陵,决不可赦,其余人等可以剿抚互用。随后赏赐他精美黄金一百锭、大红苎丝衣料四套、斗牛衣一袭、赏功银四万两等,并且拨发剿饷五十万两。显示了在皇帝心目中,这个督师大臣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
九月初六日,杨嗣昌进宫向皇帝辞行。皇帝特别关照光禄寺在平台设宴,为他饯行。朱由检亲自为他斟酒,命左右大臣向他敬酒三巡。随后,在音乐伴奏声中,朱由检从太监手中取出他亲笔所写的七言诗,说:“辅臣督师,事不常有,今写数字赐卿。”
杨嗣昌跪下接过,朗诵道: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朱由检听他念罢,笑道:“朕为卿赠行。”他的这首诗巧妙地借用典故,“盐梅”源于《尚书》,用来赞美为国效力的宰相;“细柳营”借用汉文帝时的将军周亚夫的典故,比喻军纪严明,把他对杨嗣昌的倚重心情流露得恰到好处,预祝这位盐梅上将、督师辅臣马到成功。杨嗣昌心潮起伏,激动不已,边哭边拜。
“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肩负皇帝的重托,踏上督师的征途,于九月二十九日抵达襄阳,进入原先熊文灿的行辕。十月初一日,举行誓师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