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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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1）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朱由检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朱由检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朱由检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朱由检：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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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2）
事实确是如此。朱由检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朱由检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1632），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这种情况，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也就是说，皇帝焦劳于上，大臣舞弊于下，日益严重。因此朱由检老是感叹：“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刻意仿效唐太宗的末世英主
朱由检十分推崇唐太宗，刻意仿效，因而既有刚毅严峻的一面，也有宽厚仁恕的另一面。由于他成了亡国之君，这另一面常常被人们忽略了。他对于孔子论“仁”的言论颇有心得，务求身体力行。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于专门为皇帝安排的学习课程——“日讲”与“经筵”，十分重视，认真听取精通儒学的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十八日，他参加“日讲”，听讲官（教师）讲解《论语·子罕》一章，然后召见内阁辅臣，一起探讨“仁”的真谛。
朱由检说：孔夫子谈论“仁”，如“欲立欲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使民以时”等，多处讲到“仁”，为什么说“罕言”？
蒋德璟说：圣人未尝少讲“仁”，只是门弟子领悟到了才以为“言”，没有领悟到的就以为“罕言”。
朱由检说：“命”与“仁”如何分别？
蒋德璟说：两者总是一个道理，在天为“命”，在心为“仁”。
朱由检听了表示同意，然后说“一日克复，天下归仁”，便是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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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璟说：明白了“明德”对于天下的重要性，便是“天下归仁”。
“朕非亡国之君”（3）
朱由检听了关于“仁”的一席话，似乎豁然开朗，心情特别舒畅，说：近来天气很好，秋令甚佳。
第二天，他写了一道手谕给辅臣们，要他们把昨天议论“仁”的见解，撰写成文章，供他阅读。对于儒学经义的钻研精神，他似乎并不比进士出身的儒臣们逊色。
某次，由于“讲官”姜曰广在讲解《资治通鉴》时发生错误，朱由检本来就对《通鉴》没有兴趣，乘此机会下令停止讲解《通鉴》，改讲《春秋》。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文震孟是研究《春秋》的专家，因而被聘为“讲官”。文震孟讲解《春秋》，深得皇帝称赞，从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连讲四天，开创了一个新纪录。二十四日文震孟讲“祭伯传”，删去“宰亘”一章。朱由检不同意删去，要他补讲，他的理由是，这一章可以看到当时朝政失宜，所以更应当讲。今后以此类推。在场的“讲官”们对皇帝如此重视历史上朝政失宜的教训，都肃然起敬，感叹道：真是罕见的英主！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十八日，朱由检在内阁辅臣陪同下视察国子监。一行人等由崇文门进入成贤街，进入国子监。举行了“释奠礼”以后，来到彝伦堂，听国子监祭酒（校长）南居仁讲解《尚书·皋陶谟》；然后听国子监司业（副校长）罗大任讲解《易经·咸卦》。讲解完毕，他特地关照礼部官员把“进士题名碑”和“石鼓文碑”，摹拓下来送给他。然后他指示随行的内阁辅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六位夫子，都有功于圣人之道，与其他从祀孔子的诸位贤者不同，应该更加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