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军民鱼水之情。
北伐的铁军是叶挺独立团，这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独立团属于第四军，李济深管。我们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国民党左派。由于各地有党的组织介绍，我们从湖南？？过时跟当地的国民党左派取得联系，交换意见，甚至以后我们之间也有联系。我们一路上与群众接近，沿途作宣传，如去讲演。可以看到北伐时是很有生气，很兴旺的。
前三个队毕业不到三四个月，北伐军已占领武汉，1927年初旧历年前，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到了武汉。黄埔军校全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时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们编为学生大队第一中队，党的组织情况如前述，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大变化。记得到武汉正好过旧年，我们住在武昌城里的两湖书院。有的同学家在汉口，邀我们去过年。当天刮大风，长？？中从武昌到汉口的船都不能开。我们跟小船的船夫商量，让他给我们开船，那时实在年轻，稍为懂事一点都不会去冒这个险。刮着大风，船在？？心上上下下，驶船的人一再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却在船上又唱又叫。到了同学家里，自然又是饱吃一顿。
这时武汉入伍生也很快进了校，编成两个团（入伍生一团、二团），还有女生队。彭文①此时就编在女生队。她在学校也比较活跃。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5）
到武汉分校后，我仍然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活动的，负责组织国民党的左派工作。到武汉以后也就三几个月，我们这个队也毕业了，我分配在分校政治部任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仍然做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工作，并负责分校特别党部的工作（在广东我已？？负责特别党部的工作，在武汉我任主任委员），参加武汉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组织领导。我们在武汉分校的活动，跟在广东一样，发展到学校之外，发展到了社会上，实际上发展到湖南？？西的长沙南昌武汉各地。我负责武汉的工作，除仍然抓武汉军校特别党部和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外，也做些社会上的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社会关系？？组织的介绍，发展的面也是较广的，和湖北上层人物李汉俊（即出席共产党一大的）、邓初民等发生的关系便是如此。在武汉的左派组织中，邓初民也是参加人之一，那时他的家就在武昌，我们星期天就？？常在他家里开会。？？常一起开会的还有当时的有名人物李汉俊等。前面说过，左派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并无固定名称，而社会上却流传着“左社”的说法。黄埔同学会（学校改名后仍叫黄埔同学会）也活动，在武汉成立了分会，曾钟圣（曾希圣的哥哥，很有能力，在武汉已是武汉日报的社长或是主编，长征中在川北让张国焘杀了）也参加过。这时的黄埔同学会，由我和他一起负责。北伐时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学生汤志，也参与做这项工作。
那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军校校长，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党和行政上都是他负责，恽也是湖北人，他还参加湖北省的党政工作。政治部主任，总教官都是共产党人。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汉正式分裂，他才从武汉跑到南京，背叛了党。还有个总教官孙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宁汉分裂后，表现惊慌失措。叛逃时，他把教官的工资自己拿着，党要开除他）。教务长侯连瀛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进步，是拥护党的，学校中政治气氛是好的。当然，学校中也有国民党右派，但他们却成不了主导力量。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学校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他就是在左派活动中，由我介绍入党的（1933年他失掉组织关系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他起义的情况我在后面还要叙述。
彭文也被选到特别党部当委员。这样，我们接触了，但是我们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彼此关系的发展比较隐蔽，怕在学校闹恋爱产生不好的影响。当时军校的人还有胡毓秀（女生队），廖运海（学生第二队），彭漪兰（分校女生队区队长或指导员，共产党员），徐向前（第一队队长），陈毅（政治教官），施复亮（政治总教官）等。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我们到武汉后一个时期，国民政府才正式迁到武汉，称为武汉政府，负责人汪精卫，还有徐谦、邓演达等。我们党在这里起领导作用。
在革命势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广州*实际在“四·一二”之前。留守广东的反革命军阀李济深早已开始*和“清党”。他首先对付黄埔军校，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的左派，都受害牺牲。广东有人跑到武汉，黄埔同学会就收容他们。蒋介石军队到达上海后，由于蒋介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本质，再加上帝国主义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相互勾结互为依附，造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正式叛变革命，在上海屠杀工人。我当时在军校特别党部工作，在四·一二以后，我们在军校用国民党的面目也开始清除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工作。记得有一个陈醒民，当时是我们队上一个国民党右派，是我们队上的斗争对象，就是在那时被我们清除逃跑了。 。 想看书来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6）
向河南进军，称第二次北伐，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主要的对象是奉系的东北军。有趣的是我们的铁军（第四军称铁军，即叶挺独立团）到河南遇到了东北军的铁军（它是否叫第四团我记不清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最后北伐军取得胜利，克复了郑州。我们在武汉开追悼会，追悼黄埔第一期的蒋先云。他是一位很好的团长，北伐中在河南战死。黄埔的左派学生很尊重他。我现在还记得开追悼会的情况。当时，宁汉关系紧张，蒋介石在南京反对武汉政府，宁汉已？？形成对立的局面，汪精卫已很动摇，而武汉兵力很空虚，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只有一个团。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许克祥叛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北夏斗寅部队叛变，进攻武汉的朱兆南部队，就是配合蒋介石来反对武汉的。当时，武汉没有部队，到河南的部队还没有撤回，情况紧急。临时把中央军校在武汉的三个学兵团，编成一个独立师，以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作师长，由叶挺统一指挥，保卫武汉，*叛军。队伍从武昌出来坐火车南下，只走了两三站，到了土地堂就跟敌人接触了。还好，很快就把许克祥的队伍击败。追击到咸宁地方，许克祥已向西南跑掉。这时咸宁县县长也跑了，临时由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陈子坚当县长，叫我管公安局。这时，湖南的农*动已？？搞起来。叛军部队被打退以后，我们很快又回到武汉。武汉形势也有重大变化。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公开*，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武汉政府搬到南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一方面决定东征，一方面武汉内部一天天出问题，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我党已把工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出去。这是陈独秀的右倾理论：国民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实际上，当时已？？感到国民党要消灭我们，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管这些。工人纠察队力量虽然不大，但它是革命的基础力量，这样交了枪，搞得很混乱。我在武汉，党安排我做军校的工作，也做校外的活动，而国民党搞破坏。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本部也开始搞清党。双方斗争激烈，表明武汉形势要起更大变化。组织上认为我在武汉活动中过于暴露，通知我离开武汉。？？来打算调我到二十军贺龙部，准备成立第三师，师长内定周逸群（后来在湘西时牺牲）。我按照指示离开武汉到了九？？，这时东征部队也到了九？？一带。东征部队到九？？后内部分化。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叶挺的二十四师就隶属十一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汪精卫的指使下，准备解决叶挺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部队当然是坚定的，叶挺据报后，即指挥部队转向南昌移动。南昌当时是第三军朱培德的区域，朱德正在那里任公安局长兼朱培德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等我走到？？西，组织上改变决定，1927年7月，我由武汉分校？？九？？到南昌叶挺部二十四师报到，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后改名陈子坚），宣传科长蒋如琮（后改名蒋瑞青，总务科长陈兴章（陈子坚弟弟），二十四师党的负责人贺昌（已牺牲），二十四师属十一军，八一起义后叶挺任十一军军长仍兼二十四师师长，军党负责人聂荣臻，军政治部秘书代理主任罗髫鱼（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时陈毅同志在一个团作团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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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1）
1933年三四月，陇南起义失败，何戒僧牺牲。四五月，我从甘肃回到北平，这时，1932年开始的长城抗战已到尾声，主要是蒋介石并非真正想抵抗日本侵略，单凭第一线部队不可能长久坚持抗战。孙殿英四十一军已扩成华北第九军团。部队正由热河北部赤峰一带撤到古北口外张家口以东的平绥线沙城怀来一带，又从沙城撤到包头（当时铁路只到包头）。我在北平稍住，从古北口到沙城又到下花园，第二次与孙殿英见了面，这次留在他部队，策动他参加各方面的反蒋抗日活动，名义是参议。 长城抗战到尾声，惹起了很多人对蒋介石的不满。当时大家都酝酿继续抗日，同时反蒋。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极为复杂，各派各系时而联合，时而分裂。蒋介石则利用反蒋各派系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党就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制造反蒋，以分散国民党力量，来配合苏区反围剿的斗争。这时北方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联络各方，酝酿号召反蒋抗日，吉鸿昌跟着冯玉祥也在张家口。南方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