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主管着一家苏联管理培训中心，它是由全苏联几百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兴办的，目的是为它们提供受过专门培训的管理人员。1991年夏，它成了一个私有企业，属于弗拉基米尔一人所有。这时，它在全苏联50个城市里拥有分部。巨大的经济变化使得管理培训成了一件大事，因而以弗拉基米尔广泛的关系网为依托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在许多苏联后继国家当中仍然能够成功运作的佼佼者。
前苏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大多是通过兴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他们以前主管的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尼古拉·利萨伊以前曾是由六家大型军工企业组成的集团的负责人，该集团工人总数达到万人。1991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离开了该集团，开始组建一家私有计算机软件公司。起初他想把自己的软件销售给制造业企业，后来他发现向俄罗斯新兴私有银行提供软件方才可获成功。他说：“他们有的是钱，正为如何花钱而发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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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
新兴资本家同样来自苏联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谢尔盖·罗吉奥诺夫曾经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来成了帝国银行的行长。罗吉奥诺夫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位列第九。1989年，曾在国家银行系统管理层供职25年的瓦狄姆·帕科维奇，成了莫斯科斯坦金银行内部商业分行的董事长。同年，阿纳托里·弗斯尤科夫辞去了他在苏联斯托罗伊银行列宁格勒地区分行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担任一家私有商业银行——圣彼得格勒阿斯托罗银行的董事长。
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负责一家新建的私有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雅科夫·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名次。
谢尔盖·耶戈罗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因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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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1）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瓦狄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法语杂志《费加罗》出版商罗伯特·赫尔撒特所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尔尤科夫同意并创办了精装本月刊《苏联商业》，他自任总编和分部最高负责人（上级主管是来自法国的出版公司）。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投机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由于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漫漫长卷《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因此它加入到索克出版公司的合伙事业，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91年7月，它与《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本，同时加入的还有苏共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极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例证之一是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苏斯洛夫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斯特里戈夫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官方报纸《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斯特里戈夫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干事。甚至连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前成了一名商界女名流。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从苏联高级政治领导层下来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但也有少数人，例如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80年代初，舍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国家委员会，之后成了部长会议中某个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的48小时内，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此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舍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舍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卡尔·马克思曾说，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工业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省级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不同的是，彼尔姆的共产党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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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变成了亲资本主义政客（1）
从党—国精英中培育出新兴资本家阶级的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是没有阻力。苏联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一开始是以###者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但到了改革后期，党—国精英的成员们也开始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起来。到了1991年，来自旧精英中的一大帮人已经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领袖。
一些突出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有###的背景，例如1990年发起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袖格雷柏·亚库宁神父。1990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的反对派人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其职业是法律教授和律师，而不是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但许多最重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来自党—国精英。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研究队伍曾对独立后俄罗斯的新政治领导层作过研究。他们发现，叶利钦总统身边75％的领导人均来自苏联精英阶层。在叶利钦的政府中，74％的人来自苏联精英阶层，这和叶利钦的总统机构中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在新的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内，格雷柏·亚库宁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不过是典型的少数派而已。
说到共产主义者变成资本主义者，看一下少数几个有关共产党干部成为亲资本主义政客的事例，也许不无助益。除了众所周知的鲍里斯·叶利钦的例子外，许多出身党—国精英的人也在改革最后几年走向了这一条道路，例如尤里·阿法纳瑟夫。
阿法纳瑟夫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个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题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的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他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逐步升迁到共青团高等学校党委书记的职务。70年代中期，他任中央委员会文化部代部长。1985—1987年间，他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的一个部门里负责。1987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
80年代后期，阿法纳瑟夫是以一个反对派首要政治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和鲍里斯·叶利钦、安德烈·萨哈罗夫一道，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跨地区议员团”是第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它迫使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在政权机构内部开展与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的斗争。1990年，阿法纳瑟夫成了创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导人物，试图把各种反对派团体和个人组织在一起。
伊万·西拉耶夫是从另一个旧精英集团中加入反对派的。西拉耶夫从航空工业中崛起，这是军工联合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长期担任高尔基市一个航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