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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猪套去时，已有十几头猪排在那里了。我猜麦叔原是要公事公办，将我家的猪排在后面的，但就在这时，麦叔不经意地抬头向我家的后窗看了一眼，恰好看到了窗后的我妈，而我妈也正在看着他呢！于是，麦叔突然指了我家的猪向那负责捅猪的人吩咐道，先捅这头。那人惊异地说，别人有意见咋办？麦叔说，有意见找别人杀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麦叔这话在场的人几乎都听到了，既说得坚决果断，又有些没头没脑，但麦叔的话在这杀猪场上就是权威，没有人敢不听的，那十几头猪的主人即便不满，也不肯找别人杀去，这村谁能比得上麦叔那把刀的厉害呢。
这时的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学了大人的样子开始在场子里忙这忙那。要捅猪了，我拿了盆子去接猪血；要烫猪了，我上灶前添把柴火；猪要上架了，我又急忙把盛肉的筐递上前去。我还把我妈给我的烟一人一盒地递给五位叔叔伯伯，烟是荷花牌的，两毛四一盒，比起其他人家的烟要稍好些，因为我爸挣工资，我妈总希望在人前显得体面些。只是我家的猪太小了，挂在架上就像只瘦羊，肉皮是蔫的，与薄薄的瘦肉连在一起，几乎看不到白色的肉膘。周围的人一片唏嘘，说这样的猪杀掉是太可惜了。有人甚至说，吃这样的猪肉还不如杀只兔子吃过瘾呢。我的脸不禁一阵红一阵白的，求救似的去望麦叔，麦叔却黑着脸子，不说一句话，不知是在生那些风凉话的气，还是在气我家这头不争气的猪。
仿佛说风凉话过了嘴瘾，便没有什么人对麦叔对我家的偏待表示不满，以至到了后来，麦叔甚至扔下架上的活儿帮老安翻洗我家的猪肠子，也没人说什么。其实老安这次并没出错，麦叔不知为什么就把老安撵到一边，自个儿翻洗起来。麦叔做这件事之前又往我家的后窗望了一眼，我妈当然还站在窗后，接着麦叔便不容分辩地替代了老安。
一切还算顺利，我家的猪终于变成了一堆肉和杂碎。往家扛时，我自是扛不动，老安要替我扛，被麦叔挡了，麦叔说，我来。老安说，架上正等着你呢。麦叔说，等会儿怕什么，天还会塌下来？麦叔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扛了筐往我家去了，我则小跑着跟在麦叔后面。
到家门口时，麦叔忽然向后望了一眼，问我说，猪血还没端回来吧？我恍然想起，那半盆猪血忘记放在筐里了。我感激着麦叔的细心，转身就往回跑去。
猪血端回来了，我看见麦叔正端了碗茶水喝着，我妈则坐在麦叔的对面。我对我妈非常满意，麦叔为我家忙碌了半天，太应该倒杯茶水给他喝了。我听到麦叔对我妈夸奖了我几句，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块钱递在我手里，说，替我打斤酒去吧，杀猪的人是不能没有酒喝的，可是人们就知道送烟。我妈说，小孩子知道打什么酒，还是我去吧。麦叔说，你这孩子可不一样，干起事来比大人还行，去吧去吧，一块钱的散酒就行。我还从没被麦叔夸过，这么一夸，全身都轻飘飘的了。我干嘛不去，麦叔让我干的事我干嘛不去！我没听见我妈说了句什么，只管兴冲冲地出了家门。
卖酒的小卖部在另一条街上，我走啊走的，总也走不到似的。到了小卖部，没想到人又挤得满满的，排了半天的队才把酒打上。我心里都要急死了，麦叔是个忙人，我可不能因为这酒误了麦叔的事情。回来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将要到家门口时，脚下忽然被砖头绊了一下，酒瓶从手里脱出去，啪地摔在地上，浓烈的酒味儿立时散发出来，瓶子碎了，酒在地上流淌，我的眼泪也随之淌满了脸颊。
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这时，恰又见麦叔从我家里走出来了，我望着他黑塔似的身躯，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
麦叔却没有责怪我，只拍一拍我的脑袋，说，洒了就洒了，哭什么，快回家吧。说着也没有停留，脚步匆匆地赶往我家房后去了。
我把麦叔的脚步匆匆看成了他的不高兴，酒洒了一块钱白扔了他又不能去怪一个孩子他能高兴吗，于是我更伤心地哭着。奇怪的是，我的哇哇大哭竟没能把我妈惊动出来，待我哭够了回到家里，看见我妈正蒙了被子躺在炕上。我妈没待我说话就先说道，出去玩儿吧，我要睡一会儿。我看不见她的脸，她是把脸蒙在被子里说的，声音嗡嗡的如同得了感冒一样。她大白天从不睡觉的，不知为什么现在却要睡觉。不过这倒也正对了我的心思，省得让她问起打酒的事了，我颇感轻松地跑出家玩儿去了。
在街上和几个小女孩跳了会儿皮筋，觉得没一点意思，禁不住离开她们又往杀猪场去了。我没敢到麦叔跟前，远远地看他将一头整猪一刀一刀地割卸下来。他似乎比以往显得亢奋了许多，每一刀下去嘴里都“嗨”地发出一声，那刀是又快又准，每每都引得围观者随了“嗨”声猛地叫出一声“好”来。场上的气氛比以往热烈了许多，活猪、死猪的气味就像我妈蒸馒头用的发酵面一样使这气氛愈发膨胀着。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心里却惊涛骇浪般地激动不已。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麦叔说的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还想起了我爸说的一句话：革命搞好了，生产总有一天会上去的。这些话当然不是他们说的，但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我就格外地记在心里了。我不知道杀猪和革命有什么关系，但我的兴奋、激动是真真切切的。
很晚我才回到家里，我妈早已把饭做好了。小米稀饭，玉米饼子，还有大葱炒猪血。我大口大口地吃着猪血，觉得香极了。我妈看着我，忽然问，杀咱家的猪，你一点没难过？我没想到她会这样问我，我说，难过什么，喂猪不就为了杀猪么。我妈说，也不知你像谁，要是你爸在场，你爸也会难过的。我说，是不是麦叔说我什么了？我妈说，没有，他说你干什么。我妈像是脸红了一下，羞于提起麦叔似的。
吃过晚饭，我在床上躺下来，迷迷糊糊要睡着时，忽听得我妈喊道，那把刀子哪儿去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我妈正从衣箱里翻找着什么。我说，哪把刀子？我妈说，你麦叔送你的那把呀。我说，不是在衣箱里么？我妈说，你真的没拿？我说，没拿。我妈走近我，手抓了我的肩膀再次问道，你说实话，真的没拿？她一脸的惊慌，抓我的手还有些抖，我害怕地再次摇了摇头。我妈松开我，身体一下子瘫软在了地上。
我妈认定是我爸将刀子拿走了，因为我爸曾对她说过，最伤心的，莫过于人家对他的不信任了，怎么说都不信任，还不如死了的好。我妈说完这话就站起来，拉了我就往外走。我问她去哪儿，她说，找你爸去。
腊月寒冬，外面又黑又冷，我被我妈拉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从村里到城里有二十多里的路程，我妈却像串个门一样，大衣没穿，围巾也没围，一路上走得疯快，使我只有小跑着才能跟上。我妈脚不停，嘴也不停，一路上都在重复着一句话：你爸真要死了，就是老天对我的报应。她甚至这样问我，你爸要是死了，你会不会难过？我觉得我妈真是有些疯了，我说，我爸不会死的。我妈说，我看出来了，你不像你爸，你爸心软心善，你不是。我妈还絮絮叨叨地说，你爸这辈子，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了替国家担忧，到了还栽在这上头了。
直走到半夜十二点钟，我们才到了我爸的单位。单位里几个戴红袖章的人接待了我们，他们脸上严肃得要命，先问我们是我爸的什么人，又问为什么深更半夜赶来，是不是得知了什么消息。我妈都一一答了。他们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个人说，还真让你猜对了，你丈夫已经畏罪自杀了。我妈立时有些站不住，我用力搀扶着她。那人又说，不过算他命大，被人发现得早，已经抢救过来了。我妈急问道，他在哪儿？那人说，在医院里。我妈立刻就要走，那人说，先别忙，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正要调查调查呢。说着就见那人从抽屉里拿出把刀子，问，这刀子怎么回事，谁送给你丈夫的？“麦”是什么意思？我妈要去接那刀子，被那人挡住了，我妈只好将刀子的来历照实说了。那人说，你丈夫既是不知刀子这回事，怎么会把它拿走呢？我妈说，也许是拿衣服时发现的吧。那人说，送人刀子的人，想必不是什么好人，他是什么出身？我妈说，贫农。那人怀疑地看看我妈，忽然低下头来问我，那个杀猪的，他是不是贫农？我胆怯地说，是贫农。那人又问，他和你爸什么关系？我说，他不喜欢我爸，我爸也不喜欢他。那人问，为什么？我说，他会的我爸不会，我爸会的他不会。那人问，他会什么？我说，他会杀猪，会上房，会……那人打断我说，你爸这种臭知识分子，天生是瞧不起劳动人民的。
他们终于放了我们，我和我妈在昏暗的路灯下向医院走去。我妈埋怨我不该说那些喜欢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