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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小传(5)
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州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这次的谈话,无论是谈话的内容或是谈话的态度,使冯友兰感到毛泽东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后,冯友兰感慨不已,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冯友兰又参加了会议。闭会时,毛泽东又接见了冯友兰。之后,主持会议的人,送冯友兰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泽东和冯友兰握手时的像,照片上也有几位诗文史哲学界的名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他和妻子每人每月各发12元生活费,还曾被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才被允许回到家里,还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冯友兰不知何故,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在工宣队的动员下,为此,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1971年5月间,毛泽东让谢静宜转告冯友兰:“你写的信看过了,谢谢你,并向你问候。”冯友兰受到感动,又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还有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其中诗云: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解放以后,冯友兰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他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在有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的文章。因而,到1973年批林批孔开始时,冯友兰心有余悸,担心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批判。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我和群众一同批孔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友兰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很快,冯友兰的这两篇文章由《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为何如此受到重视呢?一直到1974年1月25日,冯友兰听了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才知内幕。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谈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马上就要看,看后提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1975年,冯友兰所著《论孔丘》出版,对孔的评价,与前迥异。 经过50—60年代的生活波折,又经历了70年代思想的折腾,冯友兰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80年代后他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实际上,解放后,冯友兰在许多问题上并未苟同于一般之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50年代所写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都属这类文章。即使像《质疑与请教》这类自我批评的文章,他仍坚持某些多年来的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他有时迫于时势,写了检讨文章,实质上也并未放弃这些观点。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经历、教训,1979年,冯友兰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4岁高龄重新开始写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除开1982年他出访美国,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外,其它时间都集中用于《新编》的写作,甚至政协全国会议也不出席,终于以95岁的高龄完成全书,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五个月。  
作者点评
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极高的。在20世纪的70年代,他写的《人生哲学》就已经翻译成英文本,日文本。它不仅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而且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打开了一条通道。 冯友兰首先是一位哲人。在1982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他写道:“60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他经常引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阐发其对哲学的思考,“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的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则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将要做的事。”他一生的哲学著作约计670万字。 第二,冯友兰又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不仅能够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为弘扬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