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霍夫很恼火，10月6日，他给“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把专科主任批得一无是处，简直都该“炒鱿鱼”了。
奥列霍夫批评说：“学院是高等学府，它的一切都应成为表率，首先是军纪和正规化制度应该成为表率，因为没有纪律就没有军队。
如果其他部队的指挥员不承认我院学员是军人，而称之为‘穿军装的大学生’，那对学院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并且是个极大的耻辱。”
或许奥列霍夫正在气头上，说专科主任“不会射击同时也不懂得武器的各部构造”，“丝毫不了解军人教养与军纪”，这就说得太绝对化了。
这封信交到刘居英的手里，刘居英阅罢，苦笑了一下，批示道：“各部、系首长（并给专科主任看）：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尖锐而正确，是我们工作中极应注意的。此件定期收回。”
刘居英对奥列霍夫的意见做了耐人寻味的评价，恐怕是想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位老爷子，他把中国的哈军工当成自己的命根子，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负责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即使老爷子的话说得有点过头，对科主任们也会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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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我为主 学苏联真诚友好（3）
奥列霍夫与陈赓和刘居英的合作极为融洽；叶果洛夫与徐立行、张子明、张述祖、曹鹤荪的合作也十分愉快，叶果洛夫喜欢与张子明开玩笑，两人常常斗嘴斗得不分胜负时，才哈哈大笑，鸣金收兵。
1954年秋，苏联顾问团里出现了一位人高马大的上校军官，叫诺维克，头衔是政治副首席顾问。院领导与他打交道时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他不像奥列霍夫那样耿直坦诚，他的眼神让人难以琢磨。诺维克上校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的情报官员，来哈军工的任务一是掌握中国这个最机密的军事工程学府的情况，二是监视每个苏联顾问的表现，所以，许多苏联顾问对诺维克也敬而远之。
与诺维克对口的刘有光和张衍心中有数，对留着小分头的上校同志以礼相待，不卑不亢。
诺维克对哈军工的政治工作不十分热心，他曾对张衍说，中国军队过去那套政治工作可能过时了，现在是原子时代，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政治工作方法要改变，他流露出想登台演讲的意思。
张衍请示陈赓，既然政治顾问有一套新理论，可否请他讲一讲原子战争条件下的政治工作？
陈赓望着张衍，双眉凝聚，口气深沉地说：“只请他给政治部的人讲讲吧，不给全院讲。”停顿了一下，陈赓又说：“从井冈山时代起，毛主席就给我们制定并发展了一整套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我们的政治工作比苏联的先进得多，高明得不知多少倍，绝对不能丢掉自己的好东西，把别人落后的东西搬来。不管什么原子战还是电子战，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都要发扬光大。”
此后，政治部一直没有请诺维克上校介绍苏军政治工作经验，他本人似乎品出点味道，也找个台阶下，以后不再提他的经验了。
建院初期，在设政治委员的问题上，陈赓与苏联顾问团有过分歧意见。院里设政委，苏联顾问不反对；但系里设不设政委？陈赓主张设，顾问团不同意设，因为“一长制”是苏联多年实行的体制，他们要把这种苏联体制搬到中国来。有一次，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起到北京开会，为了是否设系政委，两人争论了一路。
陈赓在中南海里曾向毛泽东请示过哈军工体制上的事。毛泽东嘴角掠过一丝浅笑，轻松地说：“现在可以暂时照他们的做，以后他们觉得行不通了，就会改的。”
对于毛泽东这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指示，陈赓了然于胸。他来个“上不让下让”，同意苏联顾问只设系政治副主任的意见。但是他明确告诉新上任的各系政治副主任们：“你们名义上是政治副主任，这是为了照顾和顾问团的关系，实际上你们要担起系政治委员的职责。”
不到一年，哈军工各系的政治副主任都改为系政委，连专科也设立了政委。经过陈赓耐心细致的工作，苏联顾问团勉强同意，没再提出异议。
最让哈军工教职员工头痛的是那个“六节一贯”制。学员们从早8点到下午2点要连续上6节课，本来上完4节课肚子就咕咕叫了，后两节课心猿意马，听课效果自然变差，干部和教员们也得按这种作息时间办公。对中国人来说，打破中午吃饭的习惯，实在是太别扭了。
从一开始，陈赓就不同意，他说：“我们都是12点吃午饭嘛，弄到下午还不饿肚皮？”
徐立行无奈地说：“顾问团坚持这么排课，说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
“先进经验？”陈赓一笑：“既然党委多数同志同意，遵照民主集中制，按多数人的意见执行。但是我个人保留意见，今年我50岁了，下午两点吃饭受不了，横竖我要12点去吃中饭。”
按苏联专家制定的《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中有关规定，“六节一贯”制就硬性地执行了。但学员和教员干部们怨声载道，思想一直不通。
“非改不行了！”刘居英与徐立行商量，口气坚定。
“最好高教部能下个文件，我们好有个根据。”徐立行还有点忧虑。
1954年11月26日，刘居英给奥列霍夫写了一封信。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
兹呈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关于停止实行所谓‘六节一贯’制问题的通知》一份。
我院从开始以来也是按‘六节一贯’的办法排列的作息时间表，因而
1。早饭和午饭时间相隔6小时零45分钟，违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一百八十七条：两餐相隔不应超过6小时的规定；
2。学员和工作人员午间（12时左右）感到饥饿，并有部分因不习惯而生肠胃病。
根据以上情况，拟于下学期春季作息时间表中，改变排课时间。您意如何？请告。
副院长 刘居英”
过了一个月，奥列霍夫才正式回复刘居英。他在信中解释，苏联学校之所以上午可以上6节课，是因为在第三节或第四节课后，规定一个“大休息”，学生可到餐厅吃东西……奥列霍夫又提议：“尽量减少各种频繁而冗长的大小会议，忙开会的现象愈少，工作时间就利用得愈好。”
刘居英终于取得奥列霍夫的支持，取消了实行一年多的“六节一贯”制，中午可以按时就餐了，全院上下皆大欢喜。
24 以我为主 学苏联真诚友好（4）
1957年5月，徐立行随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才亲眼看到苏联军事院校是如何上课的。一早学员来上学，领了保密包去上课，上完课，交了保密包就回家了。学校不负担学员的食宿，搞的是生活社会化。而哈军工是把学员的衣食住行都包下来，再套人家的“六节一贯”制，学苏联就变成“生吞活剥”了。徐立行感慨道：“过了5年，才明白过来。”
陈赓一直反对种种形式主义。建院初期，按苏联的值班交接制度，每天早晨，院、部、系全体值班员集中，先由军乐队奏乐然后交班。一到隆冬季节，大号小号没吹完就结了冰，乐手得往号里灌酒精才行。陈赓批评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嘛！”他下令取消了这种“礼仪”。
对“老大哥”中的害群之马，陈赓绝不客气。顾问团中有个翻译叫马特维年科，乌克兰人，整天骑辆大摩托车在学院里横冲直闯，生活作风也很恶劣。陈赓为此气愤地说：“我们中国人不能再受气了！”他指示锻钢说：“我不便直接出面，你去直接告诉首席顾问，马特维年科是不受欢迎的人！”一周后，这个乌克兰人在哈军工消失了。曾有一位驻北京的苏联专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和旅馆，那天两杯“马尿”下肚，此人就色迷迷地对我们的女翻译非礼。陈赓知道后，马上派张衍找首席顾问交涉，奥列霍夫很重视，最后严肃地处理了此事。
应该说，在陈赓“以我为主”的思想指导下，学院学习苏联，态度认真，成效显著。院党委经常检查对苏联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并上报军委。
1954年底，刘有光和张衍联名向总政治部罗荣桓和谭政等首长汇报学习苏联的情况时说：“……苏联专家来院两年来提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他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离开专家，我们是办不好学院的。”“专家建议保密室的办公桌内不能放文件，我们没有坚决执行。”“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没向专家说明，引起不满；专家问我们：‘为什么答应了不做，是不是我提的不对？’”
由此可见，当时苏联专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哈军工学习苏联的虚心诚恳态度。
1954年7月11日上午9时，哈尔滨市北郊50华里外一个叫柞树林的地方，响起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惊得旷野草丛里的野鸡扑腾腾飞上蓝天，远处的村落里，老乡们在伸头探脑地张望着。
柞树林有一大片开阔地，当年日本人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的双榆树飞机场，废弃的机场早已湮没在荒草灌木中，机场周围丘陵起伏，宽宽的呼兰河由北向南切过荒原，带着黑色的泥沙，流入松花江，河两岸是密密扎扎的灌木丛。这里就是哈军工的野营训练场。
奥列霍夫一上任就向陈赓建议建立野外作业场，陈赓把这件事交给李懋之，李懋之去省里找李延禄副省长，这位当过东北抗日联军军长的李副省长对北满地形十分熟悉，他建议在柞树林这块地方建野营场地。不久，省、市人民政府将废机场及周围荒原划拨给哈军工使用，经过了一年的筹建，学院有了自己的野营训练基地，陈赓任命唐铎为野营司令部司令员。
在唐铎、刘居英、刘有光、李懋之、张衍等人的陪同下，陈赓和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奥列霍夫一起，在军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