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馆的门还紧闭着，他接了按门铃，没有回音。他感到浑身灼热如焚：回去，快走，下楼去！但他又投了按门铃。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他的穿着寒酸，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您有何贵干？……”他粗声粗气对斐迪南嚷道。“是约我……我……到领事馆……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巴巴的，他自己也感到羞愧，因而准备回头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身去。“下面牌子上写着：‘办公时间：十点至十二点’，你不认识字吗？”不等他回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斐迪南站在那里，全身一阵痉挛，心里感到无比羞愧。他看了看表，才七点十分。“疯了！
我真是疯了。”他结结巴巴地自语着，像个老人一样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无事可做，真是可怕，因为他感到每等一分钟，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刚才他曾振作起精神，作了准备，斟字酌句，胸有成竹，把整个场面在心里作了预演，然而现在在他和他积蓄的精力之间落下了一道两个小时的铁幕。他吃惊地感到，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都化成了烟，要说的话，在神经质的逃遁中相互践踏，碰撞，一句句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当他到了领事馆，立刻通报给了军事科科长，他和这位科长曾有一面之交。他是有一回在朋友家认识他的，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他知道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英俊潇洒，八面玲珑，温文尔雅，自命不凡。他喜欢表现得宽宏大量，关心别人，而不以官员的面目出现。这种虚荣心是他们人人都有的，都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外交官，看作可以自己做主的重要人物，所以斐迪南在这里打算这样做：先通报进去，客气有礼，先一般地寒暄，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香烟，等他的话一停，科长就会客气地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忘了。随后他得冷冰冰地，漠不关心地回答说：“我接到一封信，我想去那边到M区去了解一下。一定是弄错了。那时候曾特别宣布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让人马上觉得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这时科长就会拿出那封信来——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熟悉的——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新体检，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这项要求了吧，即过去退役的现在必须重新报名。听了这话，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马上耸耸肩膀说：
“原来是这样！我是不看报的，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那位科长一定马上就会看出，他对整个战争是漠不关心的，他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这时候态度该厉害点了。
“我理解，”他得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与别人谈好，举行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展览会，不能不讲信用。我已经向人家作了保证。”随后他就向科长建议，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给他重新作次检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有把握。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会出岔子。如果那位科长一口同意，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地，以那种冷冰冰的、敷衍了事的态度，突然打起官腔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解释，说这样做就超越了他的权限，是不允许的。这时候，他就要表现得果断。他先要站起来，走近桌子，以坚定的声音，用非常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果断的声音说：“这我已经知道了。请记录在案：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我不能立即应召，要推迟三个星期，以尽到我道义上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他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些措辞，感到十分得意。
什么“记录在案”，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听起来煞有介事，冠冕堂皇。如果科长还要提请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尖锐些，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
“我懂得法律，知道此事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高法律，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甘愿承担任何风险。”说着匆匆鞠了一躬，中止了这场谈话，向房门走去！领事馆的人一定会看出，他不是工人或学徒，要等别人让走才走，而他却不一样，谈话该什么时候结束，这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
他走来走去，把这场谈话背诵了三遍。整个构思以及语调他都非常满意。他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到，就好像演员眼巴巴地等着别人的暗示，好把他的台词接着说下去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他觉得说得还不太妥贴，那就是“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这句话。谈话当中无论如何得有点爱国之类的辞令，无论如何得有一点，以便让人看到，他不是大逆不道，但也并非心甘情愿。虽然他承认——当然仅仅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而已——其必要性，但并不认为对他是必要的。“对祖国的义务”—一这话太没有文采，耳朵都听腻了。
他想了一下，一也许这样了。’‘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这话很可笑。或者这样说会好些＿“我并不打算逃避祖国的召唤。”这样是好了一点，但对这句话他还是不满意，它太卑躬屈膝了，犹如鞠躬时腰多弯了几个厘米。他继续推敲着。最好还是直截了当些：“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好，这样讲最确切。这句话可以向里拐，也可以向外拐，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这话听起来简单明了，说的时候口气可以很蛮横：“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简直有点威胁的味道。现在一切都就绪了。可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一下表。时间似乎不愿往前走。现在才八点。
他面前街道纵横，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于是他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然而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意乱，报上到处都是祖国和义务。这些陈词滥调扰乱了他的计划。
他喝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接着又唱第二杯，想去一去嗓子眼里的一股苦味。他苦苦地思考，怎样抢在时间前面，同时把这场虚构的谈话的各个零零散散的部分一次又一次地牢牢记在心里。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还没刮脸！”他赶忙跑进对面的理发馆，把头发理了理，洗了洗，这样就打发了半小时的等候时间。后来又想到，得打扮得像样～点，这在领事馆里是很重要的。那里的人对穷鬼总是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而且大声斥责。但是如果你仪表堂堂，应对自如，风度潇洒，那么他们对你马上就是另一副面孔。这个想法使他感到陶醉。于是他让人把外套刷了剧，就去买手套。在挑选手套的时候，他看实费了一番斟酌。黄的，有点锋芒毕露，而且显得太浮华；珠灰色不显眼，这比较好。买了手套之后，他又在街上游来荡去。他在一家缝衣铺的穿衣镜前端详了一番，把领带扶正。手里还太空，他突然想起需要一根手杖，去那儿的时候，可给人一种顺路而来、随随便便的感觉。于是他匆匆跑到马路对面，挑了一根手杖，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钟楼上的钟正敲九点三刻。他把准备好的那些话又背了一遍。太妙了！“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这句新措辞现在是最有力的一句。他满有把握地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上楼去，轻快得像个孩童。
一分钟后，仆役刚把门打开，他心里就一愣，感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他指望的事并没有出现。他问仆役，科长在不在，仆役告诉他，秘书先生正在会客。他得等着。仆役不太客气地随手向一排椅子中间的一张一指，让他坐下，那排椅子上已经坐了三个人，脸色都很阴郁。他勉强坐了下来，他心怀敌意地感觉到，在这里他只不过相当于一桩事情，一份材料，没有自己的人格。他旁边的人正在相互诉说自己不幸的命运；其中一个带着快要哭出来的可怜的声音说，他在法国被监禁了两年，而这里又不愿意发给他回家的路费，另一位诉说，无人肯帮他找个职位，可是他有三个孩子。斐迪南不由心里气得发抖——真是岂有此理，竟让他和乞丐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发现，这些卑贱人，他们那种沮丧而牢骚满腹的样子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想把那席谈话再回忆一遍，可是这些家伙，他们那讨厌的唠叨却打乱了他的思绪。
他真想对他们大吼一声：“别说了，贱货！”或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送他们回家，然而他的意志完全瘫痪了，跟他们一样，手里拿着帽子，跟他们坐在一起。另外，那里人来人往不断，这也弄得他不知所措。他真伯有熟人看见他同乞丐坐在一条凳子上。他心里作了准备，一开门他就立即起来，离开这里。可是他仍旧只是失望地低着脑袋坐在那里。他越来越意识到，趁现在精力还未消耗殆尽的时候，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有一次他振作精神，站了起来，对站在他旁边的门岗模样的仆役说：“我明天再来吧。”可是那位仆役却宽他的心，说：“秘书先生很快就有空了。”于是他又屈膝坐了下来。他在这里好像是被人抓了起来，毫无反抗。
终于，随着衣服的案率声，一位太太微笑着，洋洋得意地走了出来，高傲地朝那些等候的人扫了一眼，这时仆役喊道：“秘书先生现在空了。”斐迪南站起身来。他的手杖和手套在窗台上放着，可是他发现得太晚了，门已经打开，他不能再转回去拿了。他半回头看着，被这些事弄得糊里糊涂，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走了进去。科长正坐在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