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解说：与此同时，“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受到处分。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贵州等地。经过这场运动后，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了。不过，“肃反”结束后，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但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又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陈晓楠：在杜高的档案原件当中，还塞着一张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张小便条。这一天，杜高正在群众斗争大会上接受批斗。而这张便条里面，提到了吴祖光、黄苗子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张小纸条的出现，可以说预示了另一场运动的来临，其中的一个大案就将会涉及戏剧家吴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吴祖光关系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小家族集团”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57年春天，刚刚恢复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发表了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讽刺官僚主义，并且和诗人唐湜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来批评剧协领导。就是这样的几件事情，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斗争中，统统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声讨，并且载入档案当中。
解说：从1956年开始，杜高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为了不让时光荒废，开始自学俄语。他还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这份刊物上，他读到了很多批判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文章，深有感触的杜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杜高：这个时候，我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写了一个自己问题的申诉。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敢讲真话，有一种正义感，愿意表达我的真实的政治思想。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那个党支部书记，他要我把申诉信交给他，由他转送。他是个老党员，又是我们这个创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很信任他，觉得他很关怀我，而且很同情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朋友，被打成“小家族”的这些人，受到处分的这些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热爱我们这个祖国的很纯洁的青年。我说，难道我们不能够交朋友吗？难道新中国、新社会不允许年轻人在一起有一种很美好的友谊吗？我希望我们党要爱护年轻人，不要惩罚年轻人，不要夸大年轻人的弱点，而且不要把一切人世间的现象都归结到阶级斗争的现象里面去，不要用一种社会学的公式来套用到一切生活现象上去，生活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是复杂的。我当时表达了我这样一个青年的一些观点。另外，我特别引用了苏联对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批判材料。我希望，我热诚地希望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里面吸取教训，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我是热诚的也是大胆的更是幼稚的。
解说：杜高没有想到，这封信交到党支部书记手里后，不但没有寄出，后来反倒成了杜高攻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罪证。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紧接着，一场“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中国剧协的气氛也随之大变。这位书记抖出了杜高交给他的申诉信后，揭露杜高的罪行。他高升了，成了“反右”五人小组的成员。
杜高：这时，我们机关里已经开始“反右”了。从“鸣放”忽然变成“反右”。“反右”第一个揪出来的人就是罗隆基，因为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为“肃反”的无辜者平反。汪明是个很天真的人，是个很单纯的年轻人，他一看这个形势，马上就来跟我讲，这可不得了，我们不能跟罗隆基弄在一起呀，我们得来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只是对机关里面的“肃反”整了我们，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和罗隆基那样整个地反对共产党可不一样，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汪明是想在这么一个氛围里来挽救自己，就跟我两人联名写了一张表态的大字报贴了出去。真是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怜。我们想挽救自己的命运，两个小青年，想在这么一个大运动里面，做一点努力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当然是挽救不了的，而最后就成为人们拿来批判我们、嘲笑我们、谩骂我们、讽刺我们的一个反面材料。
解说：对杜高来说，1957年春天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电影界最大的一个右派。
杜高：如果从个人关系的接触讲，吴祖光跟我们的友谊更密切一些，因为他的家里更好玩，新凤霞对我们又非常好，他家里文化气氛非常浓郁，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到他家里去。我们叫他祖光大哥，他叫我们小弟弟，他们住的那个院子里，还有黄苗子、郁凤夫妇，电影家戴浩和音乐家盛家伦。
解说：多年来，吴祖光、黄苗子他们和这群年轻人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当听说杜高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后，吴祖光还在一些场合为他们说过公道话。因为在他眼里，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被看成是反革命分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不过，也正是吴祖光的这种率真给自己招来了大祸。1957年，他在整风会上一个诚恳而委婉的发言，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最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人被打成了“二流堂”右派集团。
杜高：到了“反右”，吴祖光一下被揪了出来。他一打成右派，灾难就又一次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了。就把这个“小家族”，就是原来想挂到胡风那里，以胡风为首的这么一个外围小集团，“肃反”时没有挂上，现在正好接上吴祖光这个“二流堂”的小集团了，这个很顺理成章了。那么“反右”运动，“小家族”就变成吴祖光为首的一个小集团了，而这个小集团被定性为“二流堂”的第二代。“二流堂”的人是一群老艺术家，黄苗子、丁聪等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他们这样做要证明什么呢？要证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资产阶级也需要接班人，你看他们的接班人就是杜高这批人了，原来黄苗子、丁聪、唐瑜、吴祖光这一批文化人，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就跟无产阶级对抗，现在他们到了新中国了，到1949年以后，他们培养了他们的第二代，就是这个“小家族集团”，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下去。这样，这个罪名就成为“小家族集团”最后的政治结论。
陈晓楠：“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位于北京城中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中心战场。1957年夏季里炎热的三个月，在杜高看来，也是大批判烈焰冲天、令人窒息的日子。文学界的“丁、陈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还有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被轮流批判。杜高虽然已经受过一次“肃反”运动的锤炼了，批判者们也斥之为“顽固的年轻的老运动员”，但是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斗争大场面，还是不断地让杜高感到心灵战栗。
杜高：几千人啊，当着几千人的面，你没有申辩的权利！你只有听人家的。哎呀，那个台上发言的人义愤填膺地揭发你的罪行，台底下就一片啧啧声，表示愤慨，表示吃惊，台上的人就更加来劲，全场怒吼声响成一片。这样子的吼声啊，在当时是使人灵魂都要颤抖的，是很有威力的。
解说：对“小家族”的批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团中央礼堂召开的有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新闻片。
杜高：因�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