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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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三农- 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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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没有任何限制,需要什么样的身体素质,看看他就一目了然: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
  孙福泉介绍说:“几根吊着一个木板的绳子是主绳,而两个人中间拴着安全带的这条绳是副绳。在操作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放长自己的主绳,让身体下滑操作,而同时也还要不停地扳动副绳中间的一个卡子,让自己同时不停地往下滑动。这条副绳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主绳发生意外,副绳的卡子就起到一个很关键的拉扯作用。这样不停地滑动这个卡子,在楼顶和地面工友的帮助下,让自己安全落地。”
  尽管孙福泉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高空作业,但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总是让人替他们捏把冷汗。孙福泉说,目前许多清洁公司都出了事,公司已经组织他们学习了好几回,负责人说,只要做好三重防护措施,“蜘蛛人”还是很安全的。第一,要有一条高质量的主绳将他们与大楼顶部的支架连接;第二,要有一条副绳连接着身上的安全带;最后,在高空作业的时候,邻近的两个人之间还会拴上一条互联绳。
  小孙说,“蜘蛛人”工作的旺季一般是在4、5月份和9、10月份,因为这两个时间段气温适中,而且不会有大风。如果在这期间以外工作,他们会密切关注前后几天的天气变化,以便作出相应安排。小孙还告诉记者,高空作业的危险其实并不只是因为工作方式,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人思想上的放松。一些干得久了的“蜘蛛人”容易放松警惕,工作时不系安全带,就很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对于他们这些高空作业的高危人群,小孙说公司给上保险他们干起活来心里才踏实,因为最近很多高空作业时意外坠楼的报道着实让人揪心。所以当时小孙来北京时,老乡就告诉他一定要找正规的大的清洁公司,因为现在不少公司都处在“一块抹布洗天下”的状态,那种一部电话、几根绳索、租间屋就营业的公司最靠不住,因为少一些对工人的保护就降低一些成本,而且外墙清洗这种高空作业方式的险种比较特殊,程序很复杂,不少清洁公司都是能省就省,当初小孙拼命要挤进这家公司,就是因为这家公司给工人都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目前很多公司却没有这个起码的保障。
  “现在楼起得越来越多,清洁公司也特别多,彼此竞争很激烈。所以价格也一直往下跌,目前,每平方米只收15元,我干一整天能赚40~50元就算不错了。”小孙说有的公司还达不到这个数。
  “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是讲诚信,记得去年我给一家公司做保洁。那幢楼大概有20多层,公司主管说那个窗子还有一小点儿没搞干净。让顾客满意是我们的职责,虽然我们已经落地了,但只要客户不满意,我们还是会重来一次,这是责任问题,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声誉。”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孙福泉已记不清洗过多少座高楼大厦,在他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中,偶尔也会有人抬头仰望他们一眼……
  

端在手中的饭碗
采访对象:尹芳,女,21岁,吉林通化马鹿沟镇人
  人数总量:北京约7~8万人
  群体特征:在酒店、饭店、餐厅、餐馆里端茶倒水、传菜上饭
  月均收入:800~1200元左右
  对于尹芳来说,找份工作并非难事,京城绝大多数餐馆都贴着招工启事,她从家乡来北京一直就做这份工作,现在的她怎么说也算得上是个有工作经验的服务员,再加上她相貌清秀,口齿清楚,所以一般的餐馆都不会拒绝聘用她。但做服务员,让尹芳觉得很不踏实,因为服务员是个吃青春饭的职业,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她又该何去何从呢?
  尹芳来自东北农村,来北京前,曾在通化市的一家餐馆打过工,每月能拿到500元左右的工钱,但干的活很杂,工作内容包括拖地、抹桌子、整理包厢,传菜、端茶倒水,甚至洗菜、洗碗、洗碟子都要帮忙。时间一长,一起的不少姐妹都受不了那份苦,有几个和尹芳处得不错的姐妹决定来北京打工,尹芳也跟了出来。
  在北京找了一圈工作,因为尹芳只读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数工作都以她学历低为由拒绝了她的工作要求。无奈,尹芳只得重操旧业,干起端盘子的活儿。
  尹芳现在工作的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东北人,尹芳说出门在外,在老乡开的餐馆里打工,老板或多或少会给她们一些照顾。餐馆包她们吃住,一个月给她1000元钱,酒水提成另算(白酒一般一瓶有1元钱的提成,啤酒有05元钱的提成),这让尹芳很满足。尹芳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周末生意比较好的时候,得加班,有时一个月能轮休一天。尹芳说自己在北京没什么亲戚,轮休的这一天也基本是在餐馆帮忙。
  在餐馆工作,尹芳说忙点累点不要紧,只要能按时发工资就行。“我的两个小姐妹打工的那家餐馆就让她们睡板铺,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被子也很潮,工资还不一定能按时拿到。对她们打工的来说,不怕睡桌椅板凳、吃粗茶淡饭,只要给开工资就行。可在有些餐馆辛苦干上一个月,老板往往找茬把她开除,一分钱也不给。还有的餐馆说一套做一套,当初聘用许诺的种种优惠待遇都兑现不了。”
  做了3年服务员,尹芳已经习惯了很多事情,比如称呼——“以前工作的那家川味餐馆,有的顾客叫我们幺妹儿,更多的顾客就直接冲我们喊‘喂、哎’,可能是觉得叫‘小姐’不合适吧!而现在我们餐馆因为经营的是东北菜,所以许多顾客叫我们翠花,不是有那首歌嘛——翠花,上酸菜!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的,听上去也很亲切,会让我们觉得离家不远。”
  “我们餐馆最近招的大多数是男服务员,听老板说,男服务员体力要比女服务员好,而且,平时采购忙不过来时,男服务员也可以帮上忙。还有,就是有些喝醉酒的顾客会闹点事,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女服务员很难解决,有时候处理不好,反而会把事情弄复杂了。这些时候,还是他们有优势。”尹芳指着餐馆门口的男服务员说。
  尹芳说她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形形色色的顾客,有些比较挑剔的顾客会因为饭菜不可口、或是饭菜不干净、或是介绍菜单不详细而训斥她们。而那个时候,尹芳说不管是不是自己有错,都要尽可能地向顾客赔礼道歉,因为这关系到餐馆的生意,如果得罪了顾客,那就别指望有回头客了。“可有的顾客很明显就是不愿意付账,一桌菜都快吃完了才说饭菜不干净,我们说给他们换菜,他们也不愿意,硬是要求免餐费。这个时候,我们最为难,因为我们每个服务员有专门负责的桌位,如果餐馆老板考虑餐馆声誉,决定免餐费的话,那么除了要扣厨师的工资外,也要扣我们的钱。”
  “那也只是少数现象,绝大多数的顾客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顾客的一声‘谢谢’‘麻烦你’都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这时候,再有任何委屈也觉得没什么了。”尹芳笑着说。
  顾客是上帝,这句话让尹芳体会起来更加深刻。“餐馆的工作守则要求我们对待每位客人都要笑脸相迎,说实在的,每天大强度的工作,我们本来就已经吃不消了,有时候真的是笑不出来了啊!”
  对于未来,尹芳没有太多的规划,她也曾想报个班学点东西,可一拿起书就头疼,没办法,自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儿,要是现在回到农村老家去,她反倒不适应了,能在北京找个金龟婿则是她目前的打算。“父母不让我找打工仔,他们希望我能找个家在北京的对象,可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姑娘,没有学历,没有北京户口,也没人给介绍,怎么可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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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奶工比太阳起得早
采访对象:刘爱琴,女,43岁,山东龙口市徐福镇城东村人
  人数总量:北京约3000~5000人
  群体特征:“扫楼”送奶
  月均收入:1500元左右
  每天凌晨二三点钟,刘爱琴就骑着送奶车先赶到配送站取奶,然后在早晨6点钟之前将奶一袋一袋地送进订户的奶箱。从一层到十几层,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这样的“扫楼”工作持续了两年,两年中,她就像一台马达飞速地运转,辛苦操持的家逐渐有了明显起色: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丈夫的病也好了很多。而现在,她这台马达逐渐跑得慢了下来:长时间的操劳奔忙,使刘爱琴患上了几种病,最严重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两年前,刘爱琴带丈夫来北京看病,无意中在阅报栏里看到了送奶工的招聘启事,招聘条件是男女不限,会骑自行车,不怕吃苦,身体健康,有团队精神,要有责任心和上进心。最重要的一点是户籍不限。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刘爱琴去了公司,没想到公司聘用了她,不用交押金,只要办了健康证就可以来上班。刘爱琴说,当时同乡就说这是家正规公司,在这里上班不用担心公司拖欠工资或是赖账。
  刘爱琴每送一瓶奶,能挣到1角钱,她每天送300多瓶牛奶,加上基本工资,一个月挣个1500元钱应该没问题。为了多揽些客户,刘爱琴经常在送完牛奶后,在她送奶的片区多逗留一阵,“现场办公”。她在送奶车上摆着三四种样品,从奶的品牌、种类、包装讲到各类奶制品的优劣长短。刘爱琴说这招儿十分管用。“我和客户处得好,这一片数我的客户多。”刘爱琴说,这些客户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虽说这送奶是份苦差事,可刘爱琴却做得投入、认真。有个客户要求每天早上6点半把奶送到,因为他女儿7点上学:送晚了怕耽搁女儿上学;送早了按门铃怕影响人家睡觉。于是刘爱琴每天在6点半之前就赶到这个客户家的楼前,盯着手表等,留出1分钟的上楼时间,6点半准时按响门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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