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商业化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艺术领域，连画家的个人形象也受到了商业化的影响，现在甚至不容易看到画家留长发、衣衫褴褛、满身油彩的形象了。商业化是否有过度的嫌疑？是否会影响到画家本身的艺术创作？
何：现在画家的主流标志是光头。（笑）而且的确也不会看到过去那种穷困潦倒的画家了，都穿得很干净，像雅皮士或者白领。中国的艺术家跟世界也接轨了，不再边缘化了，成为世界艺术市场的一部分。但高速发展带来的急功近利，还是让他们有别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西方艺术家不论是外形还是生活方式都和商人有很大的区别，个人姿态上也会远离商业炒作，即使很有钱，也愿意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中国，大家更愿意合流。西方艺术家在社会中还是一个另类的阶层，身份感是很强的；中国艺术家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和其他行业的精英人士混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艺术家群体了，都是艺术的生产者。这就是中国艺术界的一种现状。你要说商业化对中国艺术家带来的影响，在现在尤其明显。说白点，中国人是穷怕了。
牛：矫枉过正？
何：对。现在北京某些画家开的车，恐怕比有的房地产小老板的车都好，就是一种攀比心态。我只是旁观着这一切。对自己而言，我的定位很清楚——一个画家，画画的。我不是商人，也当不来商人，也不会理财。骨子里面是很传统的中国艺术家，甚至在社会上也是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我很享受这种边缘，决不愿意进入所谓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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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朋友们都叫他何多。
认识何多，最早源于他那幅著名的照片：穿着一件简单的皮夹克，何多坐在画室半高的凳子上，全身很放松，但眉宇之间透射出洞察世事的睿智，从容不迫。我以为照片好，不是因为拍得好，是因为人物本身有神。拍得好不好，在于你抓得准不准。就像肖全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何多成名很早，他上世纪80年代初从川美毕业后，就已经成为无数艺术青年的偶像。如果按现在的“粉丝”标准来看，他的“粉丝”遍天下。
翟永明开了白夜酒吧后，那里便成为成都文化人、艺术家的据点。翟永明有很多朋友，何多有很多朋友，他们的朋友彼此也是朋友。在白夜我多次遇到何多，有时候聊一下，有时候喝杯酒，但都没有深谈。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三十年。时代是有烙印的，时代也会留下伤痕，但时代同时创造着英雄。
何多说，他们那个年代就是产生英雄的年代。不管在美术界、文学界，还是电影界，只要你站对了位置，成功是很自然的事。而现代，因为太多元、太自我，信息太泛滥，只能是个人的年代。
与何多交谈时，白夜没有其他客人。何多甚至叫酒吧的小弟把音乐关了。他喝冰水，我喝花茶。
三十年，从下乡知青到美术大师，何多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旁观者。绘画立足于观察，而他以为，现代的很多画家太热衷于参与。旁观者的姿态是冷静的，超然的，不太容易为潮流所动，但也不拒绝新鲜。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汇来总结，那便是——特立独行。
何多一直执著于诗意的绘画。无论是在大凉山的草坡，还是在墨西哥的荒城，都无视物质的匮乏或都市的烦嚣。他一直纠缠在画与诗的笔触中，从头到尾。
交谈中，我也就一直把他当成魏晋时代的某个画家，无视着周围的存在。
何多说起《春风已经苏醒》《青春》以及《青春2007》时，我不断地想起《恋曲1980》《恋曲1990》以及罗大佑。
诗意一直存在。
诗意仍然栖居在何多的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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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1）
何农近照 人物简介
何农，成都巨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58年生于重庆。1982年从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川剧艺术编辑部副主任、研究部主任等职。1992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四川分院。1990年，何农开始了从文到商的转变，曾先后担任过十几家大型企业的策划顾问。1995年，何农和几个自然人合股，在川大附近开了一家日本和式风格的小茶楼东九时区。1995年，创办红番部落啤酒馆。1996年，创办巴国布衣风味酒楼，现巴国布衣已发展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餐饮百强企业”。此外，何农还创立了川式火锅品牌川江号子、中式酒店品牌布衣客栈等。何农还担任中国烹饪协会常务理事，并获得“川菜发展优秀企业家”等称号。从东九时区、红番部落、巴国布衣、川江号子，到2008年初布衣客栈式的主题酒店，何农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中一次次试验着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今天，以“中国风、新川菜”为特色的巴国布衣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成都、拉萨、三亚、贵阳等地有多家连锁店。
初显山水的校园青春
海夫（以下简称海）：你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同步者，甚至弄潮者。在1977年时你有没有意识到社会在发生巨大变化？
何农（以下简称何）：1976年我18岁，从城市下乡到了一个偏僻山区的生产队，条件艰苦得几乎不可想象，床、桌子都是用坟墓中挖出的棺材板做的。住的小屋建在农田里，大雨小雨都漏，玉米就从屋中长出。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一下子变得什么都能面对了，不再患得患失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生产队里有个七十多岁的富农，叫常二爷，有人报告说他说了反动话，我去找他，他当时就对我说：“小伙子，真的，要变天了。”面前一个老人这样说话，我觉得很震撼，虽然还搞不清楚到底会怎么样，但自己也觉得中国要发生巨变，而且都被这个念头镇住了。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全国恢复高考。我父亲是“右派”，在当时我能否报考还是个问号。左问右问，到当年8月份，才确认我可以参加高考。因为从小就和十多个同学一起学画，自然也就一心想考美术学院。那时考美术的人很多，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技法方面还可以，但创作方面比起年长的考生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把握，于是又回去参加文考。回去后意外地发现，当时下乡所在的公社把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的名报掉了。到县里去，县招办说已经过了报名日期，不能补报。怎么办？我们三人就在县招办门口静坐了将近两天。大概是打动了里面的人，就在我们近乎绝望准备回去种田算了的时候，一个中年女干部问了我们的情况，给重庆教育局通了个电话。就由于这样一个可能仅仅出于同情的电话，我们拿到了重庆特批的准考证。后来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是在县上考的，公社其他考生都在区上考。这张准考证我还一直保存着。
海：静坐了将近两天？可见你从来都和别人不一样，敢想敢做。
何：呵呵，当时只想着要上大学，也许就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了，也顾不上其他什么了，倒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
海：考入大学，肯定有些曲折吧？
何：怎么说呢，神差鬼使，我本是一门子心思上美院的，却录取到了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时我的姑父在那里招生，家人怕我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连个大学都没得读，录取时我的档案直接被拿到南师了，大概算是我姑父“利用职务之便”吧。我的分数其实应该还有很多选择的，但在那个时候因为政审被刷掉，任何学校都读不上也不是不可能。不管怎么样，没读到自己想去的学校和专业，当时我还是觉得挺遗憾的。
海：中文系的学生那时几乎都有作家梦，你除了画画，没有这方面的梦想吗？
何：我进校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同学中的老大哥、老大姐好多都是有作品发表的，跟他们比，我觉得自己离作家更遥远，况且自己是误打误撞进了中文系，所以根本就没做过作家梦。当时热衷于美术的我在这样一个朴实而略显严肃的学校找不到同类，状态比较另类比较游离，常逃课，几乎不参加公共活动，大学几年，我连个室长都没当过。系上了解我的情况，给了我一个房间做画室，我就在那里泡着。除此以外，就是天天看电影。写作方面，意识比较前卫却没有尽力去追求什么成绩，只有一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写作课程结束的考试，老师讲可以自由发挥，我就写了一篇《梦》，内容好像是梦中又回到“文化大革命”，表达那种内心的痛苦、迷惘，有点意识流的味道，语言上也有些支离破碎。结果老师认为逻辑混乱，给了我一大段否定性评语。同学们都是优良，我是唯一的“及格”，也许老师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不过喜好写作的几个同学觉得这个东西还有点感觉，对我有点另眼相看，这才让我没觉得彻底失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2）
海：从后来的人生轨迹来看，你真的是那种“离经叛道”的人。你认为大学四年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何：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个解冻期，一方面现实还在延续一种巨大的惯性，另一方面各种新思潮又在不断萌动。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