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群体，称谓多种多样，除了比较中性的“中官”、“中涓”之类外，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就有“阉人”、“腐人”、“腐夫”、“内竖”、“阉狗”等等。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的厌恶不齿之色。
可谁也不会建议皇上废除制造这个群体的制度，谁敢说皇上身边不需要这些人呢？皇上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何况还有三宫六院，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难道皇上皇后自己动手不成？抑或，大伙轮流换下朝衣，短打扮了进宫干活去？笑话，即使大伙放得下架子皇上也不放心啊？——皇上难道就戴不得绿帽了吗？
起初，外臣士大夫对宦官仅仅只是当皇宫中干活的杂役——奴才——看待的，就像古印度婆罗门、刹帝利种姓对吠舍、首陀罗一样，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任何将自己和宦官相提并论的言行都是最大的侮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痛苦地提到：“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连平庸之人有事涉及到宦官，都个个垂头丧气的，何况慷慨之士？
高者自高，卑者自卑，如果能一直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饱读圣贤书的外臣们渐渐发觉，形势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昔日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奴才，竟然开始慢慢直起了腰、慢慢抬起了头、肃穆庄严的朝堂上不时响起了令人作呕的尖厉腔调……最可怕的是，这些不男不女的阉人，发布一道道荒唐的命令时，竟然口口声声说这都是圣上的意思——不信你看，至尊的圣上不是面无表情或是低眉顺眼、一声不吭吗？
就这样，宦官攀着皇上的肩膀一步步爬上来、一步步踩到自己头上来了！
自有政权以来，几千年里外臣间的争斗其实没有片刻停息。文人输给文人、武人输给武人、文人输给武人、武人输给文人……无论谁输谁赢——尽管也常有人为败给向来不屑一顾的草包、下僚、文盲、莽汉而痛心疾首——可实际上心里总觉得没那么过不去：对手再狠毒、再卑鄙、再不堪，毕竟还和自己同属一个档次、都是一朝之臣、最起码是个男人是条汉子、都能算个堂堂正正的对手。
可要是被那些阴阳怪气的奴才给踩在脚下呢？
用个粗俗的比喻：世代名门、明媒正娶的夫人，竟然沦落到要和青楼出身的小妾平起平坐，还时不时得让她当家、听她吩咐——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像淫荡的小妾总是容易得宠一样，宦官总是很容易从皇上手里窃得权力：毕竟天天在身边，亲切而放心；又无儿无女没有为后代挣基业的私心；而且聪明伶俐百依百顺，绝不像外臣那样整天板着脸满口让人倒胃又无法反驳的大道理——朕累了，你们替朕看着办吧。
从宦官如羊蹄子试汤那样小心翼翼战兢兢地迈入政坛的第一天开始，外臣和宦官，这两个原本高低悬殊、河水不犯井水的阶层就成了不可调解的对手。皇宫高墙如一道鸿沟，重重地划在交战双方之间，简单粗暴地将所有人分成了两个阵营：忠良，或是奸佞的妖孽——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是大非。这道鸿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以至与它相比，其他所有的沟壑都成了些浅浅不足道的裂纹：各自阵营中，如果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分出三六九等、分出忠奸善恶，那都是同一战壕内的事，纯属内部矛盾。——清清楚楚的，不是黑就是白：只要白了，再脏也是白的；一沾黑，那可就再也洗不回来了。
反正，从外臣眼里看去，此岸统统都是受屈的忠良，彼岸则整窝是正肆虐的、或潜伏着预备肆虐的妖孽，当然还有那些自甘堕落跨过鸿沟的妖党。
修史向来是士大夫的义务和权利，而士大夫向来是鸿沟此岸最庞大最坚定的战士。于是，自诩才、学、识、德俱全的一代代史家，充分发挥了孔子修《春秋》传下的笔法，在薄薄的宣纸上向鸿沟彼岸发出了一笔笔凌厉的征伐——不畏强权、不隐恶、立场分明、慷慨激昂、仗义直言，这就是他们自诩的史德吧。
他们当然不会怀疑自己的正义性，更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代表了天下民心，以至很少考虑那些胼手胝足终年挣命为衣食的人更关心的是什么：到底发号施令的是不是正常人重要呢，还是号令本身要不要命重要？
就算天下大义相同吧，但，果真只要仗了义，言一定就直了吗？
看看刘瑾最为士大夫痛恨的罪状：残害忠良——是不是只要受到刘瑾打击迫害的，就都是忠良呢？
我无意纠缠于每个被打击的人在德操上是不是都无愧于忠良二字，但从字里行间仔细看去，却发现，残害忠良的大题目下面，刘瑾以“矫诏”的名义，曾发动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吏治整顿！
很多大臣受到陷害，罪名是查盘查出了亏空。查盘，指的是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盐引、军器，乃至夫运、柴炭，方方面面经济账务的一个彻底清查。该赔的赔、该罚的罚、该充军的充军、该杀头的杀头！
还有清丈。清丈，指的是重新丈量天下田地，将被豪强勋戚蚕食隐没的部分重新丈量出来，超过限额的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征税）”。从正德元年（1506年）把执朝政开始，刘瑾多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丈，尤重视清丈被边陲武将吞没的屯田。
整顿吏治，历代都是极艰难的事。刘瑾的整顿相对历史上其他能臣，却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有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观上对畏恶不畏善、长于敷衍的奸猾之徒是极有效的鞭策。清丈时，居然有官员畏惧刘瑾的严厉，自劾其父。当然效果也很可观：仅正德三年（1508年），山东巡抚周熊一次就清出隐没田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
对此，史家自有看法，说这不过是如武则天时的《罗织经》一样，只是刘瑾打击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再说动机很明显，完全是太监贪财的本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残害忠良！
尽管历次整顿都没有回避刘瑾的亲信——连已经做到兵部尚书的刘宇，都因其前任大同巡抚时耗费过多惴惴不安，上疏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但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奸宦的手段罢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一般宦官通常牢牢抱成一团相反，刘瑾的紧箍儿竟然套到了自己同类身上。他当权期间，禁止宦官干政，限制太监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法令严得连同党都叫苦连天，背地里称其为可怕的洪武皇帝再世——“小太祖”。
史家的解释是：还不是为了专权？——你内厂难道就是善男信女？
整顿的内容应该远远不止这几项，刘瑾倒台后，廷臣奏请恢复在刘瑾手里调整变动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几乎涵盖了政务的所有方面。据说包括整顿了历来最头痛的盐政、甚至还降低过赋税、也逼过寡妇改嫁、穷人火化。
仅仅为了打击对手，似乎是不必要把摊子搞得这么大的。
但后人很少对整顿的内容感兴趣，反正一切都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凡是在这场整顿中受了苦的，无论是不是贪污的、受贿的、霸占田地的，只要是刘瑾的对头，都是忠良！
拂去史书上厚厚的灰，站在鸿沟中央冷眼看去，刘瑾正是死在了这几项整顿上。这场整顿，正如他自己说，使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
清丈、查盘，从人家嘴里生生抠回肥肉，能怨人恨你入骨吗？宁夏之变，安化王朱寘鐇以诛瑾为名振臂一呼，被刘瑾抢了家当的武臣纷纷响应造反，杀机来自边陲；征伐回师途中，大臣杨一清见时机已到，几句话说动监军太监张永，杀机来自外廷；早已被刘瑾压制得浑身不自在的张永回宫后，和同党一番精心布置，杀机来自身边……
终于，一切具备，众人合力磨快了刀，把个刀柄递到了酩酊的武宗面前。
“他刘瑾想要什么？”醉眼矇眬。
“要天下呢。”
“那就给他好了！”舌头还打着结。
“那该怎么安置皇上您呢？”
酒立时醒来，一身冷汗的武宗不能不震怒了。很快，武宗眼前出现了刘瑾家抄出的违禁物品、扇子内的锋利匕首等一干物证，他咆哮着一拍龙案，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天下人终于迎来了这场等了很久的、皆大欢喜的凌迟！
尽管谁也不能否认正德年间的大明王朝是多么需要一场深刻的整顿，但我无法替刘瑾翻案。不仅是现存的资料都是鸿沟这边的士大夫留下的，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说明这次整顿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大的益处；而是我相信，不管刘瑾出于什么目的实行了这场整顿，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几千年来，治理我们的国家，靠的都是两种手段，道德和刑罚，缺一不可。尽管每个王朝立国宗旨不同，在二者间有偏倚，但儒家看来，道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刑罚。以德治国，首要的条件就是执政者自身做好表率，圣人在《大学》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治国平天下，先得修身齐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不知刘瑾是否看到过这几句话，假如见过，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呢？身，还能算是完整的身吗？家呢？自小净了身，连姓也是跟前辈太监的，还有家吗？死后连祖坟也进不了啊。尽管太监大多没读多少书，但那几句话是谁都听过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瑾打了个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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