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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火药味的问题来了，傅潮声想。
继而他注意到，那笔漂亮的英文字体是用蓝色铅笔写的，字句带有“中国英文”的痕迹。特别是蚊子（Mosquito）这个字较为生僻，不易拼准，而字条中以一个字母“M”表示，既掩饰了词汇量上的不足，又暗喻另一个“M”开头的词“军队（Military）”，可谓一箭双雕。
傅潮声猜出写这个字条的人是谁了，那应该是林副校长，而且也猜出林副校长本人此时不会在会场，一定是在国际学术大厅后面平时称为监控室的教学指挥控制中心。
按照学校的惯例，一般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分管政工后勤的领导均不直接出面接见，报告会也没有安排林副校长参加，所以他是绝不会不请自来的。当然他也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这个演讲，校首长办公室与会场有网络系统相连，但那也不是他的风格。他就喜欢监控室里荧屏成列成行、镜头推拉自如、可观六路八方的氛围。
可以设想，此时林副校长让一个工作人员将便条传进会场，大概便点燃一支香烟，选了个舒服姿势斜靠在皮椅中，时而调一调监控镜头，以便更清楚地放出帕特逊的表情细节。而坐在不远处的同声传译翻译能够让他在第一时间明白帕特逊的每一句话。他可能穿着那件出访巴黎带回的银灰色茄克衫，浅色衬衣外打了条深色领带，染过的黑亮的头发很规整地向后梳着，戴着副无边眼镜，手握铅笔，认真地记录着，与其说是个将军，倒不如说更像个派头十足的儒雅学者。
全校恐怕如今只有林副校长始终使用中华牌五星加粗红蓝铅笔，他的公文包中随时装着一把由公务员削好的红蓝铅笔，而且他的这些铅笔是从上海定做的。林副校长最早也是学医出身，虽说是个资深副军职领导，却比较注意当代科学进展，学术讲座也好，博士生答辩也好，他常常去听一听。抓学习是他的一贯特点，两年前他通过艰苦的学习，以同职级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国防大学高级军官研究生（在职）班，这在全军的将官中也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的英文书面提问并未让傅潮声感到太大惊讶。
倒是帕特逊拿到字条大为惊讶，甚至有一丝慌乱。他对中国军事医学界的朋友们太了解了，到这里的次数比他回到加州老家还频繁。中国的军队学者们大都是彬彬有礼，含蓄而温和的，多少年来，讨论也好，闲聊也好，除了学术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一般是科技与经济竞争，社会风土人情，顶多抱怨抱怨美方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所持的偏见态度。与民间的交流可能问什么的都有，但是在军队里，还从未有人直入“对抗”这一主题，尽管他们内心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此时这坦率的一问，让帕特逊感到了某种变化，就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上升到一个更深刻、更诚恳、也更复杂的水平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军事医学界成熟起来了？羽翼丰满了？有必要刮目相看了？
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不深奥，但细究起来，这显然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他不是外交官，或者历史学家，更何况他自身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和复杂的，既力求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又给予一些东西；既沉浸于浓浓的优越感，又为中国高深的文化历史所倾倒，充满着“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
一时他不知从何说起，下意识地掏出老花镜，于是找到了话头。
“两国的M最大的合作是在‘二战’当中。我们有相当一致的共同军事利益，当时在华美军最多达6万人，那是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期，不仅在军事上的合作，在教育、医学、工程技术等许多方面都有合作成功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两个民族间在文化、哲学甚至意识形态上的理解沟通。最大的对抗是两场在美国军队历史上留下巨大感叹号的战争，尽管我还参与过其中一战，但是说实在的，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些仗。或许就是因为在曾经真诚的协作之后，美国政府没有能够像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察觉的一样，正确选择真正的朋友。”
“Jam（‘蒋’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被夹住、卡住，而More（‘毛’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得到的更多。”梁锷在台下插话说。
“对呀，你对英语的感悟能力至少比杜鲁门先生强。”帕特逊说。心里想傅潮声的学生一个赛一个聪明伶俐，都有思维跳跃的功夫，又善极尽诡辩之能事，和他真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真正的朋友能够使人完善对世界的认识，而选择却已预先安排好了不易转变的结果。我看错误选择的根源是我们不懂东方的古老民族，还偏偏自以为懂了。”他甩动着眼镜接着说，“有个例子，就是我真正的朋友傅潮声将军所给我的教益。实际上越战时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他打美国飞机，我救治美国飞行员，我的工作量取决于他兴致高不高、打得准不准，也就是说我的饭碗由他安排。十年以后我们又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们经常彻夜长谈，那时我才知道我们曾为对手是多么荒唐。交谈中，他的中国哲学和天才设想滋补着我，那一个阶段我的论文致谢部分总打他的名字，顺手程度远远超过打总统的名字。我暗中祈祷让他有颗爱国心，好让他早点回国，而让我更容易在美国成名。”
帕特逊说着，连自己也笑了，他的笑声很奇特，要是用中国标准衡量，当属比较奸诈的那种，“没想到让中国多了个将军，而我缺少了中国智能的激励，连上校也快当不下去了。”
这一国际水平的马屁拍得颇为到位，令全场沉浸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之中。人们纷纷朝傅潮声坐的那个方向望去一眼，想知道他们的校长此时的表情。而傅潮声却无丝毫的笑容，心情反而复杂起来。
他同意帕特逊追溯“二战”来探讨当今世界军事格局的思路，但是如果说以“二战”后中美两军或可成为朋友来做假设，那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抛开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不谈，单就军事而言也并非是人就可成为朋友的，当年中苏两军的关系便是一个例证。实力没有互补性就构不成真正的朋友，朋友和对手是在同一个重量级上，朋友的建立必须具有可以相抗衡的实力基础。
傅潮声清楚地记得，以前他随团访法时，法国陆军医务学校专家曾谈过很独到的观点。那位法国专家认为，当时有两个国家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大战的取胜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从经济利益和霸主地位考虑决策，待两败俱伤时实施了决定性打击；中国以牺牲国土和资源为代价消耗牵制敌人、宁死不屈而“胀死”了以蛇吞象的日军。这体现了东西方两种观念和文化对侵略、对人类的态度，在现在和将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时傅潮声听着作为“二战”中被完全占领，但最终取得胜利的国民谈论这类话题头头是道，而我方的领队人物——按要求他们应出面回答所有问题——却没有对“二战”国际风云给予任何有深度的分析。
作为经济相对贫弱的那个中国，大家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帕特逊举了举他的眼镜，戴在耳朵上：“各位，中美就如同一副眼镜，对眼睛不好的人来说，戴上眼镜看得更清楚，眼镜是修正人的缺陷、正确认识世界的一个工具，要戴好眼镜必有两个耳朵，如果只有一个耳朵，那么要么戴不上眼镜，要么看东西就是别扭的。美国和中国就是地球的两个耳朵，人们通过它们才能够准确清晰地看问题。”
不过，傅潮声想，对中国来说，必须软硬适中到能够成为耳朵。在没有把握好这个度之前，与其坐而论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帕特逊可不是那种一门心思搞学术研究的夫子式学者，他对国际军事形势与发展有很深的研究。他也不是一个说话随便、玩笑而已的人，所以他的这番“高论”让傅潮声产生出更为强烈的修饰和虚假的感觉。
他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来夸奖傅潮声的吗？
“……我在此大胆提出美中三大‘战役’的想法，”帕特逊继续说。“‘二战’中，美中两军有过合作，战胜了法西斯；朝战越战中，美中两军对抗，美军失利，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而现在与将来美中两军军事医学竞赛，则会带来新的技术制衡和世界稳定。如果傅校长同意这个假设，我就有信心与他联手角逐若干年后的诺贝尔和平奖。”
帕特逊以为他这番话总算回答了字条上的问题，会继续迎来笑声和掌声呢，没想到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
台下一个小伙子大声说道：“美军当真认可与中国的合作优于对抗的关系了吗？最新的第六版《美国陆军士官手册》中提醒官兵们新的威胁，将中国排在第二位，比冷战对手俄罗斯还靠前，看上去仍有人从心理上将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呢。他们不应忽视中国军队成军80年从无大败，而且多半是以弱胜强这个现状，更不应该对中国从无海外驻军，也从未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事实熟视无睹。”
监控室里，林副校长听到这一提问，才觉得可算是对他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刚才帕特逊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并未认真听，他根本没有指望从帕特逊嘴里能够说出什么中美关系的精辟见解，倒是从监视器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现象：会场中为数不多的老一辈专家教授对帕特逊的闲谈，抱着一种警惕和审慎的态度，而年轻一代则多半是听得津津有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多以西方先进国家为师，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不应该丢掉自己的灵魂。大家都是大自然的儿子，说难听点儿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没有必要自以为是地盲目优越。在他的启发下，终于能有年轻人看穿中外关系